近年来，人们越来越热衷于对“主体间性”问题的研究，而实际上，马克思的哲学中就包含着深刻的主体间性意蕴。当然，我们须先阐明，主体间性并不是对主体性的否定，而是力图通过对主体性形而上学的拒斥，向主体性思想中植入一种宽容的胸怀，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对主体性的营救。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正体现着这种情怀。

　　一、在交往实践中求证人的公共性存在本质

　　与其他主体间性哲学思想家相比，马克思并没有抽象地谈论所谓“移情”“共在”，也没有把语言放在一个核心的位置上，他对人的存在的考察，是从人的“感性活动”，从实践出发的。也正是如此，马克思将一生的大部分经历用于研究资本主义世界内部的矛盾。

　　马克思认为人的生活是由日常生活和非日常生活构成的。在日常生活中，形成了人最基础的关系，包括个人生命、婚姻、家庭以及交际等关系，在这些关系中，人通过劳动生产着自身，并且通过繁殖生产着他人。可以说，日常关系是人最基本的自然关系，但是人的本质却不是通过自然关系来体现的，而是通过社会关系来体现的。而包括政治、经济、教育、科学等领域的社会关系，则是非日常生活关系。日常生活和非日常生活涵盖了人的生活的全部内容。前者体现了人的现存性，后者则体现了人的现实性。

　　“现实的人”是马克思研究人的本质的出发点。而人的现实生活世界一方面是实践的结果，另一方面，又一个关系的世界，所以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也就是说，人根本上是一个关系性的存在，实践也是在交往关系的基础上进行的，以此为基点，便形成了马克思的交往实践理论。

　　实践观点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枢纽之所在，也是本着这种实践立场，马克思从不抽象地谈论问题，他总是从人的生活世界中发现问题并致力于解决这些问题，他对实践本身的考察，也是在资本主义的生活状态中进行的。正是在对实践的现实考察中，他得出了实践的关系之维。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就是通过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来具体地考察人的实践活动的。他指出:“生命的生产，无论是通过劳动而达到的自己生命的生产，或是通过生育而达到的他人生命的生产，就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这里的自然关系，可以理解为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也就是说，人在生产中总是要通过改造自然界来满足自身的需要;而这里的社会关系，则可以理解为生产实践中人与人的关系，也就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从客观的角度讲，如果人与人不联合在一起，是无法实现改造世界的任务的。马克思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说:“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川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会认为，再生产不仅是物质资料的再生产，而且是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而共同劳动、分工和交换等就构成了生产中交往实践的基本内容。

　　从交往实践理论出发，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马克思对人的本质有着双重规定。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将人的类本质确立为“自由自觉的活动”。对此，恩格斯说:“只有一个有计划地从事生产和分配的自觉的社会生产组织，才能在社会关系方面把人从其余动物中提升出来，正像生产一般曾经在物种方面把人从其余动物中提升出来一样。就此，我们看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以生产劳动作为人区别于动物的类本质。而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又指出了，人的现实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通过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解读，我们就会发现，关于“类本质”和“现实本质”的说法不是完全分离的，“交往实践”本身就包含着其实践性和关系性意蕴。“对类本质的理解只有纳入到现实的人的本质中去理解，才能更加突显其类的公共性要求”。

　　二、“异化”批判中包含对人的关系的重构

　　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揭示，是在批判人的“异化”的过程中进行的，如果我们全面分析马克思的著作，会发现他的所有理论都致力于从解构不合理的现实世界出发，力图使人从“异化”中解放为真正意义上的人。

　　在《论犹太人的问题》中，马克思以犹太人在基督教世界中被压迫的生活状态为例，指出了宗教是人的本质的异化的思想。针对鲍威尔认为犹太问题只是单纯的宗教问题的观点，马克思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他敏锐地观察到，宗教问题背后，更根本的是政治问题，宗教作为一个缺陷性的存在，其根源应该“到国家自身的本质中去寻找”。因此要解决犹太人的生存状态问题，最根本的不是宗教解放，而是政治解放。“只有在政治国家十分发达的地方，犹太教以及一般教徒和政治国家的关系，就是说宗教和国家的关系，才会具有本来的纯粹的形式”。但是，马克思继续论证，通过政治解放运动可以改变“宗教异化”的状况，却无法改变“政治异化”的局面，它可以消灭封建专制，但是在以市民社会为载体的人们的现实生活中，这种专制依然存在。另外，在个人利益至上的价值观念的影响下，个人与人类之间的关系极度松散，充满矛盾。因此，马克思认为，“政治解放”还远未到达终点，还必须进行真正的“人类解放”。可见，在马克思看来，个人存在必须编织在人类存在的经纬线上，脱离类特性和关系性存在的孤立与空泛的利益要求，只能是一种“异化”。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马克思提出了备受大家关注的“异化劳动”理论，这里的“异化”包括四个层次，分别是:劳动对象的异化;劳动本身的异化;人与自己类本质的异化以及人与人关系的异化。关系的异化是基于前三个层次之上的，对于劳动者来说，当他的劳动和他所生产的劳动产品都不属于他自己，那么就一定属于别人，属于资本家。而且，人的种种异化，都可以在人与人的关系异化中得到体现。实际上，马克思对异化的论证遵循了一个由表及里的路径，“人与自身劳动产品的异化”只是现象，而“人与他人的异化”才是本质。异化的根源在哪里呢?是分工和私有制:“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这这种力量。’，圈而分工又是通过私有制的确立才得以实现的。可见，在资本主义社会，人的一切异化的根源都在于生产资料私有制，只有变革这种生产关系，建立共产主义社会，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人的异化状态。马克思力图通过消解标示着人的不平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建立起一个人真正作为人，人与人真正平等的社会，这实际上就是要在生活世界中扬弃主体性形而上学，构建真正的“人类社会”。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着重用异化理论揭示资本主义雇佣劳动下的非人化关系。马克思首先从商品着手，剖析了商品的二因素—使用价值和价值产生的根据—劳动二重性理论。而实际上，劳动二重性体现了人的存在的二重性，即人既是自然存在，又是社会存在。作为自然存在，人通过具体劳动满足自身需要，赋予商品以使用价值;作为社会存在，人们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进行着劳动交换。这样，马克思就从商品的二因素和劳动的二重性原理，揭示了人作为关系性存在这一事实。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的关系完全被物的关系所掩盖，商品、货币、资本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话语，人的存在表征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而这种掩盖恰恰是遮蔽了人的关系的异化。马克思的贡献就在于揭开物的外壳掩盖的资本家与工人之间不平等的交换关系，并最终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力图通过推翻资本主义社会来改变人的异化的历史状态，为人性的解放指出了一条现实的道路。

　　三、“人类解放”与“真实的共同体”

　　马克思主义主体间性情怀还体现在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关系上，那就是作为主体的个人与共同体之间的关系。马克思对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的论证就突出地体现了这一点。在黑格尔那里，“市民社会是在现代世界中形成的”，是“各个成员作为独立的单个人的联合”。市民社会与国家不同，又独立于国家，市民社会是知性的领域，而国家是理性的领域。在市民社会内，个人的利益是至高无上的，因此，每个人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就会进行无休止的争夺，这就脱离了伦理生活的理想状态，是“恶”的源泉。而在国家内，国家的利益是高于一切的，个人的存在是为了国家的目的，因此，国家是伦理精神的体现，是“善”的根源。实际上，黑格尔是通过对市民社会的批判，揭示出现代世界中个人主义泛滥的倾向。但是，他却完全割裂了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陷入形而上学的思维。

　　在马克思看来，在封建社会，市民社会和国家是高度一体化的，市民社会完全受政治国家的控制，使两者分化的有两个因素，第一是市场经济，第二是政治革命，正是这两个因素造成了封建社会的瓦解，市民社会才得以从国家的控制中解放出来。马克思将市民社会定义为:“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马克思颠倒了黑格尔关于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的逻辑次序，他从生活世界的前提出发，认为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家庭和市民社会都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活动着的;而在思辨的思维中这一切却是颠倒的。”

　　剖析马克思主义的市民社会理论，我们会发现，马克思之所以认为市民社会较政治国家具有更根本的意义，是因为市民社会是建立在人们物质交往和生产交往的基础之上的。它所涉及的是人的私人生活领域，而国家则涉及公共政治领域，而在马克思看来，作为经济关系的物质交往与生产交往更能体现人作为主体的关系性存在本质。但是在马克思那里，市民社会与国家不仅是分离的，而且是统一的，它们共同构成了人的存在场域。在市民社会中，人是作为私人进行活动的，是为了个人利益与别人进行交往的;而在政治国家中，人是作为公民存在的，个人利益是要服从共同体利益的人。市民社会是目的性的，而政治国家是手段性的。实际上，马克思是借助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体现出了人作为主体的自由与必然的张力。不过，市民社会也不是没有缺陷的，它虽然使人从专制的共同体中抽离出来，但也使人过分追求作为“单子”的自由和平等，使人的个人生活和“类生活”相分离。因此，马克思指出，在政治解放之后，还要进行“人类解放”，重新让人在类生活中突显自身的主体性。“只有当人认识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社会的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而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的解放才能完成”。由此可见，要真的实现人类解放，必须对市民社会和国家一同批判。

　　通过马克思的国家、市民社会和人类解放理论，我们可以看到，人的主体性，必须在共同体生活和类生活中才能得以体现。但是，这种共同体绝不是“虚幻的共同体”，不是与个人利益相对立的共同体，而是“真实的共同体”，是与个人利益相一致的共同体。马克思认为，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消灭了国家、消灭了私有制，共同体才是“真实的共同体”，也就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在“自由人的联合体”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