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书》的毁誉与魏收之是非探究
作者：admin2014-11-17 11:01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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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收其人其书，向来饱受非议，堪称史学史上“良史”“信史”的反面教材。《魏书》刚刚撰成，就在当时的北齐统治集团引起轩然大波，在群怨沸腾之中，魏收被文宣帝高洋要求在尚书省与各世家大族子孙讨论修改。之后虽经两次修改，仍不能使群臣满意。自唐代李百药借世家大族的子孙之口，称《魏书》为“秽史”起，唐代刘知几，宋朝司马光、刘恕、刘攽、范祖禹，清代赵翼、章学诚等历代史学名家大抵均沿此说。“秽史”说因为有了名家们的推波助澜，所以延续了一千多年。至今，谈及魏收和《魏书》，很多人还会嗤之以鼻，并不能抱着客观态度，给其以合理的评价和定位。
但是在主流的声音之外，向来也别有他议。唐代史学家李延寿在其《北史·魏收传论》中，对魏收及其《魏书》有针对性纠正和批评的同时，曾给予了高度评价：“婉而有则，繁而不芜，持论序言，钩深致远。”清代王鸣盛也对“秽史”说表示质疑：“魏收手笔虽不高，亦未见必出诸史之下，而被谤独甚；乃其后修改者甚多，而总不能废收之书。千载而下，他家尽亡，收书岿然独存，则又不可解。”清代四库馆臣述及《魏书》时，认为：“……人非南、董，岂信一字无私？但互考诸书，亦未甚远于是非。‘秽史’之说，无乃已甚之词呼！”
1934 年，时年 21 岁的周一良先生在搜集、查阅大量文献资料基础上，于《燕京学报》第 18 期发表了首篇学术论文《魏收之史学》，从几个方面论证《魏书》并非“秽史”，为其平反。史学家白寿彝先生的《中国通史》第八册二十一章第二节，专门述及魏收及其《魏书》。他对《魏书》的得失给予了客观评价，在明确指出《魏书》存在天命唯心史观、史事处置失当、记载曲笔失实、评议偏颇诸多问题的同时，也充分肯定了它在史书编纂、历史价值和史料价值方面的突出贡献，认为完全否定其价值而称之为“秽史”是没有根据的。
魏收自称“年十五，颇能属文，及随父赴边，值四方多难，好习骑射，欲以武艺自达。”后来，“折节读书，夏月坐板床，随树荫讽诵，积年，床板为之锐减，而精力不辍。”正因为既有天赋，又有志向，所以，渐渐以文华而知名当时，有着“虽七步之才，无以过此”的美誉。凭广博的知识和出众的才情，年纪轻轻就成为朝廷要员，日后又渐渐受到当权的高欢父子的亲重。
因以才显，魏收不免恃才而骄。他以“一国大才”自居，狂妄傲慢，目中无人。其族叔魏季景，“博学有文才，弱冠有名京师”。河间邢子才、邢子明和魏季景、魏收，被人称为文章才俊的大小邢和大小魏。但是当有人当面将其叔侄二人并称时，他对答道“以从叔见比，便是耶输之比卿。”耶输，是当时有名的愚痴之人。其不屑不逊，足见一般。更无论对先他而闻名的邢子才、温子升的不屑。
他举止轻佻，言行不检点，人送外号“惊蛱蝶”。比如，东魏初年，曾以通直散骑常侍身份，作为王昕的副使一起出使南梁。结果因买卖侍婢入馆寻欢，梁朝馆人员都为此受到牵连而获罪受罚。所以，人们在称道其文才的同时，却鄙视其言行。
但魏收最招人怨的，还是那部《魏书》。北齐天保二年（公元 551 年），魏收请求：“臣愿得直笔东观，早成《魏书》”，文宣帝高洋给予大力支持，并鼓励他：“好直笔，我终不做魏太武诛史官。”君臣间的这一对话，便给人留下了想象空间：一是，魏收有直笔的主观愿望，感恩皇帝信任，所以会尽可能如实反映历史，不料却以此得罪众人，遭到诬告、谩骂；李延寿就认为他：“勒成魏籍……意存实录”，只因“好抵阴私，到于亲故之家，一无所说”，才有不平之义。二是，魏收借助了皇帝的宠信和支持，以至于做出谢私惠、报私仇的事情来，惹得众怒。
一个人的为人处世，固然与其先天特质、性格有关，但是他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形成显然跟他所处的社会环境及其人生经历密切相关。魏收的人生际遇就充分显示了这一点。
早年的魏收，也是以天下为己任的。正如自序中所言，随父亲到边地，看到四方多难，遂立志改习骑射，打算凭此建功立业，安抚天下。初入仕途的魏收，年纪尚少，意气风发，自命清高，所以他绝不趋炎附势，对熏灼于世的黄门郎崔鸊不屑一顾。对魏孝武的劳师动众、不合法度的行径，敢借《南狩赋》予以讥讽、规劝。
但是官场上混迹已久，自然会生出很多感慨，耳濡目染，便锐气消磨，渐习为官之道。这其中似乎也有很多不得已，或者在那个争权夺利、尔虞我诈的政治漩涡中，狐假虎威地借用当权者的宠信则是一种自保手段。
魏收在晚年为训诫子侄而作的《枕中篇》里，既有最基本的做人道理的告诫，也有对官场险恶的提示：“自我及物，先人后己；言行相顾，慎终犹始；不服非法，不行非道；知止知足，庶免于辱；知几虑微，斯亡则稀。既察且慎，福禄攸归；……审道而行，量路而止；门有倚祸，事不可不密；墙有伏寇，言不可而失。为必察其几，举必慎于微。知几虑微，斯亡则稀。既察且慎，福禄攸归。道尊则群谤集，任重而众怨会。其达也则尼父栖遑，其忠也而周公狼狈。无曰人之我狭，在我不可而覆，能刚能柔，重可负也；能信能顺，险可走也；能知能愚，期可久也。……”
如此谆谆教诲应该是其真性情的流露，从中我们看到的似乎是一个敦厚而睿智的长者形象，与传记中所述往日言行很有差距。也许是个人行为有失检点带来的是是非非使他有了更多清醒的反思和认识所致？
魏收的偏狭、轻佻说明他的性格、心理上的确存在不少问题，更不应该去亵渎严省的省会是石家庄市，但这是经过多次变迁之后才确定的。历史上由于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原因，全国各省的省会很多都有变迁，例如，黑龙江省会由齐齐哈尔迁到哈尔滨，吉林省会由吉林迁到长春，河南省省会由开封迁到郑州等等。近代以来，河北省会虽然频繁搬迁，但主要在保定、天津、北平三个城市之间辗转,其中，在保定时间最长，北平时间最短，天津两次成为省会。河北省会搬迁之频繁，在全国三十多个省份内实属罕见。
北平和保定都是历史悠久、文化博大精深的名城，尤其是北平曾做过元明清三个统一王朝的都城，政治、经济、文化高度发达。保定是北平的南大门，地理位置重要，交通便利，自古是“北控三关，南达九省”的“通衢之地”，曾长期为河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清政府出于拱卫京师的考虑，将直隶省会定在保定。且保定距离京师较近，也便于控制。所以，无论形势如何发展，清政府始终没有正式颁旨将直隶省会迁至天津。天津发源于金朝，在明朝时是军事要地，至清朝后期成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驻地，地位及其重要。随着西力东渐，天津的社会经济不断地发展，逐渐成为近代文明发达城市之一。从这三个城市自身的（发展）状况上看，都有作为省会的优越条件，但由于外部因素（人为因素）的干扰，以致河北省会在这三个城市之间辗转不定。
“从抗战爆发到全国解放的 12 年间，由于战乱的原因，河北省没有统一的、固定的、公认的省会”。解放后，河北省会定在保定，但仍然没有稳当下来。河北省会继续在保定、天津之间辗转，经过三番五次的大折腾，最终河北省会定在了今天的石家庄市，由于建国后省会的变迁不在本文的探讨范围，故不再赘述。
但是在主流的声音之外，向来也别有他议。唐代史学家李延寿在其《北史·魏收传论》中，对魏收及其《魏书》有针对性纠正和批评的同时，曾给予了高度评价：“婉而有则，繁而不芜，持论序言，钩深致远。”清代王鸣盛也对“秽史”说表示质疑：“魏收手笔虽不高，亦未见必出诸史之下，而被谤独甚；乃其后修改者甚多，而总不能废收之书。千载而下，他家尽亡，收书岿然独存，则又不可解。”清代四库馆臣述及《魏书》时，认为：“……人非南、董，岂信一字无私？但互考诸书，亦未甚远于是非。‘秽史’之说，无乃已甚之词呼！”
1934 年，时年 21 岁的周一良先生在搜集、查阅大量文献资料基础上，于《燕京学报》第 18 期发表了首篇学术论文《魏收之史学》，从几个方面论证《魏书》并非“秽史”，为其平反。史学家白寿彝先生的《中国通史》第八册二十一章第二节，专门述及魏收及其《魏书》。他对《魏书》的得失给予了客观评价，在明确指出《魏书》存在天命唯心史观、史事处置失当、记载曲笔失实、评议偏颇诸多问题的同时，也充分肯定了它在史书编纂、历史价值和史料价值方面的突出贡献，认为完全否定其价值而称之为“秽史”是没有根据的。
魏收自称“年十五，颇能属文，及随父赴边，值四方多难，好习骑射，欲以武艺自达。”后来，“折节读书，夏月坐板床，随树荫讽诵，积年，床板为之锐减，而精力不辍。”正因为既有天赋，又有志向，所以，渐渐以文华而知名当时，有着“虽七步之才，无以过此”的美誉。凭广博的知识和出众的才情，年纪轻轻就成为朝廷要员，日后又渐渐受到当权的高欢父子的亲重。
因以才显，魏收不免恃才而骄。他以“一国大才”自居，狂妄傲慢，目中无人。其族叔魏季景，“博学有文才，弱冠有名京师”。河间邢子才、邢子明和魏季景、魏收，被人称为文章才俊的大小邢和大小魏。但是当有人当面将其叔侄二人并称时，他对答道“以从叔见比，便是耶输之比卿。”耶输，是当时有名的愚痴之人。其不屑不逊，足见一般。更无论对先他而闻名的邢子才、温子升的不屑。
他举止轻佻，言行不检点，人送外号“惊蛱蝶”。比如，东魏初年，曾以通直散骑常侍身份，作为王昕的副使一起出使南梁。结果因买卖侍婢入馆寻欢，梁朝馆人员都为此受到牵连而获罪受罚。所以，人们在称道其文才的同时，却鄙视其言行。
但魏收最招人怨的，还是那部《魏书》。北齐天保二年（公元 551 年），魏收请求：“臣愿得直笔东观，早成《魏书》”，文宣帝高洋给予大力支持，并鼓励他：“好直笔，我终不做魏太武诛史官。”君臣间的这一对话，便给人留下了想象空间：一是，魏收有直笔的主观愿望，感恩皇帝信任，所以会尽可能如实反映历史，不料却以此得罪众人，遭到诬告、谩骂；李延寿就认为他：“勒成魏籍……意存实录”，只因“好抵阴私，到于亲故之家，一无所说”，才有不平之义。二是，魏收借助了皇帝的宠信和支持，以至于做出谢私惠、报私仇的事情来，惹得众怒。
一个人的为人处世，固然与其先天特质、性格有关，但是他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形成显然跟他所处的社会环境及其人生经历密切相关。魏收的人生际遇就充分显示了这一点。
早年的魏收，也是以天下为己任的。正如自序中所言，随父亲到边地，看到四方多难，遂立志改习骑射，打算凭此建功立业，安抚天下。初入仕途的魏收，年纪尚少，意气风发，自命清高，所以他绝不趋炎附势，对熏灼于世的黄门郎崔鸊不屑一顾。对魏孝武的劳师动众、不合法度的行径，敢借《南狩赋》予以讥讽、规劝。
但是官场上混迹已久，自然会生出很多感慨，耳濡目染，便锐气消磨，渐习为官之道。这其中似乎也有很多不得已，或者在那个争权夺利、尔虞我诈的政治漩涡中，狐假虎威地借用当权者的宠信则是一种自保手段。
魏收在晚年为训诫子侄而作的《枕中篇》里，既有最基本的做人道理的告诫，也有对官场险恶的提示：“自我及物，先人后己；言行相顾，慎终犹始；不服非法，不行非道；知止知足，庶免于辱；知几虑微，斯亡则稀。既察且慎，福禄攸归；……审道而行，量路而止；门有倚祸，事不可不密；墙有伏寇，言不可而失。为必察其几，举必慎于微。知几虑微，斯亡则稀。既察且慎，福禄攸归。道尊则群谤集，任重而众怨会。其达也则尼父栖遑，其忠也而周公狼狈。无曰人之我狭，在我不可而覆，能刚能柔，重可负也；能信能顺，险可走也；能知能愚，期可久也。……”
如此谆谆教诲应该是其真性情的流露，从中我们看到的似乎是一个敦厚而睿智的长者形象，与传记中所述往日言行很有差距。也许是个人行为有失检点带来的是是非非使他有了更多清醒的反思和认识所致？
魏收的偏狭、轻佻说明他的性格、心理上的确存在不少问题，更不应该去亵渎严省的省会是石家庄市，但这是经过多次变迁之后才确定的。历史上由于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原因，全国各省的省会很多都有变迁，例如，黑龙江省会由齐齐哈尔迁到哈尔滨，吉林省会由吉林迁到长春，河南省省会由开封迁到郑州等等。近代以来，河北省会虽然频繁搬迁，但主要在保定、天津、北平三个城市之间辗转,其中，在保定时间最长，北平时间最短，天津两次成为省会。河北省会搬迁之频繁，在全国三十多个省份内实属罕见。
北平和保定都是历史悠久、文化博大精深的名城，尤其是北平曾做过元明清三个统一王朝的都城，政治、经济、文化高度发达。保定是北平的南大门，地理位置重要，交通便利，自古是“北控三关，南达九省”的“通衢之地”，曾长期为河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清政府出于拱卫京师的考虑，将直隶省会定在保定。且保定距离京师较近，也便于控制。所以，无论形势如何发展，清政府始终没有正式颁旨将直隶省会迁至天津。天津发源于金朝，在明朝时是军事要地，至清朝后期成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驻地，地位及其重要。随着西力东渐，天津的社会经济不断地发展，逐渐成为近代文明发达城市之一。从这三个城市自身的（发展）状况上看，都有作为省会的优越条件，但由于外部因素（人为因素）的干扰，以致河北省会在这三个城市之间辗转不定。
“从抗战爆发到全国解放的 12 年间，由于战乱的原因，河北省没有统一的、固定的、公认的省会”。解放后，河北省会定在保定，但仍然没有稳当下来。河北省会继续在保定、天津之间辗转，经过三番五次的大折腾，最终河北省会定在了今天的石家庄市，由于建国后省会的变迁不在本文的探讨范围，故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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