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抗战民族运动下的国民党国族主义策略
作者：admin2014-11-17 15:44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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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主要以“华夷之辨”的文化观念来看待族群关系，从政治角度来看待族群并接受“民族”概念是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入侵、西学东渐的结果。民族主义最终成为中国近代以来应对民族危机的基本策略与精神号召。孙中山总结西方成败兴衰的历史趋势提出“三民主义”，其中的“民族主义”是中国第一个系统的现代民族学说，也被国民政府奉为处理民族关系问题的基本理论，但实际上却走向片面的乃至极端的国族主义，偏离了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原则。
孙中山早年谈民族主义是同罗马联系起来的：“罗马之亡，民族主义兴，而欧洲各国以独立。”罗马是帝国扩张体制，以民族征服和种族统治为基本国策，以民族主义为罗马帝制的对立面，则“民族主义”就首先指的是谋取民族的政治独立，是各民族掌握自己的命运，是反对一族凌驾于其他民族之上。中华民国建立之前同盟会主张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侧重的就是反对民族压迫，落实到具体的行动就是推翻清政府的统治。既然是反对民族压迫，自然就会主张各民族之间的地位平等，并最终走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但孙中山从反对民族压迫走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时间。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孙中山沉浸在革命“胜利”的喜悦中，在民族问题上侧重于“五族共和”，认为“今日中华民国成立，汉、满、蒙、回、藏五族合为一体，革去专制，建设共和，人人脱去奴隶圈，均享自由平等之幸福，实中国四千年来历史所未有”。有时候他也会谈到民族主义还具有“对于外人维持吾国民之独立”的含义，或者“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的任务。但总的来说，孙中山认为推翻清朝统治建立民国后，民族、民权虽然没有达到“大成”，但已经实现，革命的重点应当转向“民生主义”的实现。
1927年4月17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发布《国民政府宣言》，中华民国自此进入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从1928年国民党第二届四中全会提出设立“蒙藏委员会”开始到全面抗战前夕，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陆续制定了一系列有关边疆民族的政策、措施。这些政策措施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宗教等诸多方面，以三民主义为基本导向，反映了边疆民族地区的一些现实状况和问题，推动了民族地区的调查研究与边疆开发，增进了国民政府和边疆民族地区的关系，把孙中山的原则性、纲领性思想发展为具有一定系统的边疆民族政策。这些政策和措施虽然总体上没有改变对边疆民族地区缺乏实际控制的局面，并具有明显的以边疆问题代替民族问题的倾向，但客观上仍为全面抗战爆发所涉及到的民族问题做了前期准备。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的加剧，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就逐渐上升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这一矛盾彻底激化。国内各民族对国家的认同感空前提高，对外要求抵抗侵略，对内要求各民族团结一致共御外侮，成为整个中华民族的共同呼声。国内各民族之间、各民族内部不同势力之间曾经的矛盾或争端，在这种共同呼声下，在国家与民族存亡绝续的危急关头，似乎变得不那么重要了。1938年4月，蒙藏回联合慰劳抗战将士代表团在发表的《通电》中就明确指出：“国内诸民族绝对不可分，惟有团结一致，牺牲奋斗，方可达到保国卫民之目的。”这种共同的民族观念的形成彻底改变了中国传统的民族关系格局，为中国提供了实现“民族之统一”的机遇，成为现代史上“中国民族运动、民族复兴的新起点”。在这个新起点上，国民党在民族主义实践上的国族主义倾向无疑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这也为战后失败埋下伏笔。因为这个抗战民族运动是在“中华民族”的意义上发生的，因而也就是在中国社会的历史主体层面上发生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决定了任何片面的民族主义必然背离由这一历史主体所决定的历史方向。
1938年3月29日至4月1日，中国国民党在武汉举行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此次大会是在全面抗战爆发半年以后，在抗战即将走向相持阶段的时候召开的，既是对国民政府过去半年抗战的总结，也是对此后抗战的策略以及各项政策措施的安排。大会依然遵循三民主义的基本原则，在民族问题上重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关于民族主义的表述，并以抗战为首要任务对其做了具有浓厚的国族主义色彩的阐释。这种阐释或立场其实并不仅仅体现在有关民族主义的具体条文上而实际上是贯彻于国民党关于抗战的全部认识的。
国民党的这种国族主义取向可以追溯到孙中山“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的思想，并且显然是有选择地片面发展了这种思想，1943年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以“宗族”代“民族”并视国内各民族为唯一的民族（国族）即中华民族的宗族分支，可以说是这一思想发展的顶峰，已经成为一种“极端国族主义”。这一思想或思路显然并非孙中山民族主义应有的内涵。早在辛亥革命刚刚过去的时候孙中山就已经意识到“民族之统一”的问题，在新三民主义之民族主义中还专门探讨了“国族”问题，但新的民族主义并不否定各民族之独立，甚至不标举民族融合的前景而着重突出以民族独立为前提的“各民族一律平等”，究其原因就在于族群的融合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进程，现实的历史条件远未达到消除各民族之间差异的程度。孙中山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因而新的民族主义原则是现实的而非理想化的。
就此而言，对于抗日战争民族维度上的历史考察来说，已经成为历史主导力量的抗战民族运动无疑提供了一种新的超越党派意识形态的民族共同体视角，它构成抗战历史的基础层面，让人们得以真切把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历史辩证法的基本原理。在抗战期间，无论是国民党的国族主义，还是共产党倡导的统一战线，都是在民族统一这个主题下的不同表现形式，尽管各自的历史命运不同，在抗战御侮这一点上还是殊途同归的。事实上，一个个体或一个族群在抗战中的牺牲与贡献，究竟是出于国族主义的激情还是统一战线的感召，在没有详细资料支撑的时候诚然是难以断定的，但又终归是从属于抗战民族运动这一范畴的，是属于中华民族团结一致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争取自身独立与解放的行动。无论是基于主动还是出于形势需要的被动，又或者甚至在这其中寄予了个人的私心，从客观上是有利于抗战或从属于抗战民族运动而言，都是值得肯定的，或至少有其肯定的一面。如果说一定要确定一种最能够代表抗战民族运动的思想或策略，中共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无疑是最为接近的，因此，立足于抗战民族运动而充分采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策略也就成为理解中国各民族的抗战热情与牺牲精神的历史逻辑所在。
孙中山早年谈民族主义是同罗马联系起来的：“罗马之亡，民族主义兴，而欧洲各国以独立。”罗马是帝国扩张体制，以民族征服和种族统治为基本国策，以民族主义为罗马帝制的对立面，则“民族主义”就首先指的是谋取民族的政治独立，是各民族掌握自己的命运，是反对一族凌驾于其他民族之上。中华民国建立之前同盟会主张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侧重的就是反对民族压迫，落实到具体的行动就是推翻清政府的统治。既然是反对民族压迫，自然就会主张各民族之间的地位平等，并最终走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但孙中山从反对民族压迫走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时间。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孙中山沉浸在革命“胜利”的喜悦中，在民族问题上侧重于“五族共和”，认为“今日中华民国成立，汉、满、蒙、回、藏五族合为一体，革去专制，建设共和，人人脱去奴隶圈，均享自由平等之幸福，实中国四千年来历史所未有”。有时候他也会谈到民族主义还具有“对于外人维持吾国民之独立”的含义，或者“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的任务。但总的来说，孙中山认为推翻清朝统治建立民国后，民族、民权虽然没有达到“大成”，但已经实现，革命的重点应当转向“民生主义”的实现。
1927年4月17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发布《国民政府宣言》，中华民国自此进入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从1928年国民党第二届四中全会提出设立“蒙藏委员会”开始到全面抗战前夕，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陆续制定了一系列有关边疆民族的政策、措施。这些政策措施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宗教等诸多方面，以三民主义为基本导向，反映了边疆民族地区的一些现实状况和问题，推动了民族地区的调查研究与边疆开发，增进了国民政府和边疆民族地区的关系，把孙中山的原则性、纲领性思想发展为具有一定系统的边疆民族政策。这些政策和措施虽然总体上没有改变对边疆民族地区缺乏实际控制的局面，并具有明显的以边疆问题代替民族问题的倾向，但客观上仍为全面抗战爆发所涉及到的民族问题做了前期准备。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的加剧，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就逐渐上升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这一矛盾彻底激化。国内各民族对国家的认同感空前提高，对外要求抵抗侵略，对内要求各民族团结一致共御外侮，成为整个中华民族的共同呼声。国内各民族之间、各民族内部不同势力之间曾经的矛盾或争端，在这种共同呼声下，在国家与民族存亡绝续的危急关头，似乎变得不那么重要了。1938年4月，蒙藏回联合慰劳抗战将士代表团在发表的《通电》中就明确指出：“国内诸民族绝对不可分，惟有团结一致，牺牲奋斗，方可达到保国卫民之目的。”这种共同的民族观念的形成彻底改变了中国传统的民族关系格局，为中国提供了实现“民族之统一”的机遇，成为现代史上“中国民族运动、民族复兴的新起点”。在这个新起点上，国民党在民族主义实践上的国族主义倾向无疑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这也为战后失败埋下伏笔。因为这个抗战民族运动是在“中华民族”的意义上发生的，因而也就是在中国社会的历史主体层面上发生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决定了任何片面的民族主义必然背离由这一历史主体所决定的历史方向。
1938年3月29日至4月1日，中国国民党在武汉举行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此次大会是在全面抗战爆发半年以后，在抗战即将走向相持阶段的时候召开的，既是对国民政府过去半年抗战的总结，也是对此后抗战的策略以及各项政策措施的安排。大会依然遵循三民主义的基本原则，在民族问题上重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关于民族主义的表述，并以抗战为首要任务对其做了具有浓厚的国族主义色彩的阐释。这种阐释或立场其实并不仅仅体现在有关民族主义的具体条文上而实际上是贯彻于国民党关于抗战的全部认识的。
国民党的这种国族主义取向可以追溯到孙中山“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的思想，并且显然是有选择地片面发展了这种思想，1943年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以“宗族”代“民族”并视国内各民族为唯一的民族（国族）即中华民族的宗族分支，可以说是这一思想发展的顶峰，已经成为一种“极端国族主义”。这一思想或思路显然并非孙中山民族主义应有的内涵。早在辛亥革命刚刚过去的时候孙中山就已经意识到“民族之统一”的问题，在新三民主义之民族主义中还专门探讨了“国族”问题，但新的民族主义并不否定各民族之独立，甚至不标举民族融合的前景而着重突出以民族独立为前提的“各民族一律平等”，究其原因就在于族群的融合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进程，现实的历史条件远未达到消除各民族之间差异的程度。孙中山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因而新的民族主义原则是现实的而非理想化的。
就此而言，对于抗日战争民族维度上的历史考察来说，已经成为历史主导力量的抗战民族运动无疑提供了一种新的超越党派意识形态的民族共同体视角，它构成抗战历史的基础层面，让人们得以真切把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历史辩证法的基本原理。在抗战期间，无论是国民党的国族主义，还是共产党倡导的统一战线，都是在民族统一这个主题下的不同表现形式，尽管各自的历史命运不同，在抗战御侮这一点上还是殊途同归的。事实上，一个个体或一个族群在抗战中的牺牲与贡献，究竟是出于国族主义的激情还是统一战线的感召，在没有详细资料支撑的时候诚然是难以断定的，但又终归是从属于抗战民族运动这一范畴的，是属于中华民族团结一致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争取自身独立与解放的行动。无论是基于主动还是出于形势需要的被动，又或者甚至在这其中寄予了个人的私心，从客观上是有利于抗战或从属于抗战民族运动而言，都是值得肯定的，或至少有其肯定的一面。如果说一定要确定一种最能够代表抗战民族运动的思想或策略，中共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无疑是最为接近的，因此，立足于抗战民族运动而充分采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策略也就成为理解中国各民族的抗战热情与牺牲精神的历史逻辑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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