谬误(fallacies)这一和逻辑同样古老的研究主题的命运跌宕起伏。亚里士多德提出了谬误的基本研究纲领，《论辩篇》和《辩谬篇》被欧洲人发现和译介，曾铸就了谬误研究的中世纪黄金时期，弥尔突出归纳的完整谬误理论成为近、现代谬误理论的最后闪光点。随着逻辑的数学转向，从19世纪中期到上世纪70年代，谬误研究坠入大萧条时期。只是汉布林1970年发表《谬误》一书之后，谬误研究才开始书写自己的历史新篇章。建立现代水平的谬误理论既成为对标准谬误论的一种批评，也是当代谬误研究的远大目标。早先，加拿大逻辑学家伍兹与其学生沃尔顿首先应用现代逻辑的(尤其是非经典的)各种形式系统和方法研究谬误，形成了以逻辑多元主义、形式分析和实用主义为特征的伍兹一沃尔顿方法，曾代表上世纪80年代谬误研究的新阶段和新水平。不过，逻辑学的第二次重大转向一认知转向或实践转向催生了基于推理主体认知行为之实践逻辑的“认知经济的谬误理论”，这是伍兹对谬误理论的革命性变革。

　　一、当代两种主流谬误理论

　　汉布林立足逻辑的现代发展评价整个谬误研究。一方面，谬误研究有其必要性，因为谬误分析引入了形式逻辑之外的重要考虑并补充形式逻辑;另一方面，以逻辑的现代发展水平来看，传统谬误论“太不成系统了”，我们根本没有谬误的理论!伍兹对汉布林立场的解读是:如果一种谬误的理论终究是可能的，那么，生产这种理论就是逻辑学家的工作。所以，启动谬误计划或工程是对逻辑的一个合理要求。恢复和发展谬误理论首先要汲取汉布林的建议:谬误理论应由现代逻辑的进步来引导，以主体为中心并对语境保持敏感性，透彻了解谬误史，对愚蠢、肤浅或极为显然的例子不要关注过多。当代谬误理论已在这些方面做了一些努力，生成了丰富多彩的谬误理论，它们的理论框架、分析方法和重点各有不同。强调对话和语用因素的谬误理论已成为当代谬误研究的主流，最具代表性的是范爱默伦和荷罗顿道斯特创建的语用——辩证方法和沃尔顿的语用谬误理论。

　　1.语用——辩证的谬误理论

　　上世纪80年代，范爱默伦和荷罗顿道斯特吸收波普尔批判理性主义、奥斯汀和塞尔的言语行为论、格赖斯会话含意理论、洛伦岑的对话逻辑和巴斯、克雷伯的形式辩证法的新思想，创立了论辩的语用——辩证理论。有4本著作构成该学派论辩理论发展历程的关节点:《论辩性讨论中的言语行为:以解决意见冲突为导向之讨论分析的理论模型》(1984),《论辩、交际和谬误:一种语用一辩证的视角》(1992),《重建论辩性语篇》(1993)和《一种系统的论辩理论:语用一辩证方法》(2004)。反映最近发展的论著是《论辩性语篇中的战略机动:扩展论辩的语用一辩证理论》(2010)。

　　语用——辩证法认为，论辩不是逻辑推演结构、心理态度或认识信念，而是在推论性语境中具有特定交际功能的言语行为，因而论辩被理解为具有“四化”的语言使用形式:功能化(论证是通过言语处理意见分歧)、外在化(关切表达出来的意见和陈述即人们外在化了的承诺)、社会化(论证处于共同解决问题的社会语境之中，是交际的和互动的对话和交换)和辩证化(从批判性讨论的辩证程序出发来考察论证，人们参与解决意见分歧的受控过程，互相有责任遵守相应规则)。论辩是旨在通过提出一个命题群辩护或反驳一个表达为论点的命题，来使理性批评者信服该论点之可接受性的言语的、社会的和理性的活动。

　　批判性讨论包括4个阶段—对峙阶段、启动阶段、论辩阶段和终决阶段。每一阶段都有相应的讨论规则制约，都包括批判性检验过程的必要步骤。这些规则可以概括为10条基本规则或戒律(禁止论辩性讨论或文本中妨害或阻碍意见分歧解决之行为的清单)原则上，每一规则都是批判性讨论的独立和不同的标准或规范。无论哪一方在讨论的哪个阶段违反其中一条或数条规则，都可能威胁意见分歧的解决，因而都是不正确的讨论步骤—谬误。谬误是分歧意见解决的一种妨碍或障碍，而每一具体谬误的本质取决于它妨碍这一解决过程的具体方式。谬误是违反一个或多个批判性讨论规则的言语行为，它妨害意见分歧的解决。当然，批判性讨论规则所提供的规范仅仅适用于以解决意见分歧为主旨的语篇。

　　最近，范爱默伦等通过引入“战略机动”(strategic maneuvering)的概念(论证者不断努力协调说服效力与合理性，即整合修辞视角和辩证视角)来延伸语用——辩证方法。这个“战略机动”旨在减少“辩证的”，合理性(reasonableness)目标与“修辞的”效果(effectiveness)目标之间潜在的紧张状态。假若一方出于说服对手的目的而允许他推翻对论辩行为的批判性交换的承诺，那么战略机动就“出轨了”。此时，千方百计实现修辞目标占了上风，但以牺牲实现辩证目标为代价。由于战略机动的出轨总是违反批判性讨论规则，所以它们与论辩性讨论中错误的步骤一样被称为谬误。从这一视角看，谬误是违反批判性讨论规则的战略机动之出轨。原则上每一种战略机动的方式都既有健康的表现也有谬误的表现匡。

　　2.新辩证法的谬误理论

　　沃尔顿无疑是当代谬误研究最具代表性、最丰产的学者。沃尔顿后来从形式方法转向语用的和辩证的方法。转折点是《非形式谬误:迈向一种论证批评的理论》(1987)，范爱默伦等认为它“标志着对谬误一边倒的逻辑路向的重大突破”，代表着成熟的谬误理论之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匡在某种意义上，这是沃尔顿自省的结果。沃尔顿一方面认识到，形式逻辑对论证批评并不拥有唯一和最终的决定权，对谬误分析亦是如此;另一方面，他注意到“多元主义”与统一谬误理论的问题。《非形式逻辑:批判性论辩手册》(1989)提出了包括说服性对话(批判性讨论)在内的8种对话类型，因为重大的错误和误解可能在从一个对话类型转移到另一个对话类型时产生。如果这种转移未被注意到，就可能导致误释、错误和谬误。《对话中的承诺:人际推理的基本概念》(与克雷伯合著，1995),《谬误的语用理论》(1995)和《新辩证法:论证的会话语境》(1998)详细论证了语用谬误理论的核心要素:6类基本对话类型(说服性对话、探究对话、信息寻求对话、谈判对话、商议对话和争吵对话)，对话的辩证转移(从一种对话类型转入另一种对话类型)、论证型式(论证的语用形式)。沃尔顿的谬误理论是语用——辩证法谬误理论的扩展。谬误不是论证本身而是论证的使用，是在对话语境中被错误运用的论证技术。好论证促进对话目标的实现，而谬误阻碍对话前行，因而谬误是在对话交换的过程中，被错误地以狡诈、欺骗的方式使用的一类对话或论辩的有序步骤或移动;一个谬误是原则上正当合理、按照对话的规范标准适合于某个情形的，但被错误地用于当下特殊情形的论证。

　　沃尔顿至少在几方面有所推进。第一，扩展了谬误分析的框架。每一种对话类型都有自己的规范模型。因此，相同或相似的论证在不同的对话类型中得到的评估并不相同。由于每一基本对话类型的初始状态、对话的益处(或目标)以及对话者自己的目标不同，因而论证对某类对话的适切性就成为关键，谬误的判定与论证所在的对话背景之性质有关。所以，在批判性讨论中被当作谬误的言语行为可能在其他对话类型(比如谈判对话)中就不再是谬误。第二，各种对话类型之间可能存在嵌套关系:在一类对话行进的过程中，可能插入另一种对话，或者说从一种对话类型转移到另一种对话类型(比如医生说服病人戒烟的对话可能转移成二者之间的谈判对话)。这种“辩证转移”也影响谬误的判定。第三，突出论证型式在分析谬误方面的关键作用。在语用一辩证法里，论证型式只与一条规则有关，但沃尔顿将论证型式提升到分析和评估谬误的全局性地位，几乎所有谬误都是合理论证型式的误用。第四，重返亚里士多德的谬误概念，区别论证或对话中的谬误与其他错误。谬误不只是合理对话规则的违反，并非所有对规则的违反都严重到足以成为谬误。

　　沃尔顿最初受语用辩证法影响，不过他的语用的谬误概念在一些重要方面有所不同。他的谬误理论有一些吸引人的品质:转向假设性推理、对论辩型式的讨论、错误的分层理论、提供更好谬误分类方法的潜能(依对话类型分类和依论证型式分类)、对“谬误”并非总是谬误之可靠的理论说明。沃尔顿对谬误本质的长期思考将给许多研究树立标杆，他的谬误理论是文献中最为全面、最为引人注目的谬误理论之一。

　　二、一种最新的谬误理论——认知经济的谬误理论

　　伍兹和加贝将近30年来逻辑学出现的某些新特点和新趋向概括为“实践转向”。在逻辑内部，这种转向表现为扩展和适应新兴趣的逻辑新分支层出不穷;在外部，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所要求的新逻辑也给予逻辑发展巨大刺激。谬误研究又迎来了一个关键时期。主体重返逻辑学，研究推理首先得搞清推理的执行者或推理主体自身的状况。一种受资源限制的逻辑观，或者“资源——目标逻辑”的新概念脱颖而出。推理的正确性，取决于实际的推理者承担的认知任务或要达到的目标以及执行该任务、达成该目标可利用的认知资源。逻辑作为一种推理理论，是关于思维者做了什么、当实施一个推理行动时在其身上发生了什么的理论。推理主体的议程(准备或打算做什么)，推理主体的能力(他们能做什么)以及推理主体可利用的资源这三个关键因素制约主体的推理行动。然而，推理主体处于一种层级系统中，有些主体在其中位阶较高，有些则位阶较低。在一般情况下，人类主体(个体主体)只拥有相对不足的信息、时间和计算能力等资源，因而他的认知目标相对更低或更小。他只能用现有的信息，不太多的时间来做事，即个体主体做事的方式与允许的时间和他现时之所知有关(试想一想法律论证这种典型情况)。因而，个体认知主体要成为一个“知足者”:在不至于毁灭他自己的前提下，应付资源限制并把不足或贫乏转化成有利条件。然而，机构主体却有所不同。像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或英国军情五处这些机构主体，往往比任何个体主体占有更多的信息、更多的遂其所愿的时间，来达成目标。假如这样的研究团队再加上合适的计算网络手段，那么，它们所具有的“火力”就比个体主体(甚至拥有优良个人计算机的大量个体)远远高出很多。高端位阶主体可以等待足够长的时间以获得对全部重要关键信息的掌控，也能实施有力而精准地接近其议程的演算，因而它们的行动更倾向于乐观运行。由此可以窥见主体推理的真实而目。为了区分这两类主体所做的推理，伍兹将前者称为“实践的主体”，后者称为“理论的主体”，这两类主体所执行的推理相应叫做“实践的推理”和“理论的推理”。推理的评估标准需要适应推理主体的特性，因而适合于高端位阶主体之推理的标准并不见得适合低端位阶主体的推理评价。现在，逻辑的重要任务就是要考虑实践主体思维、反省、考虑、决定以及行动的逻辑——实践逻辑。

　　一种认知系统的实践逻辑是主体为执行认知任务所使用资源之条件的原则性描述。在实践逻辑的视野中，一个主体的认知目标之实现的测量取决于3个因素:该主体的认知目标、达成该目标必要的(或充分的)标准以及在此基础上他能达到该标准之要求的手段。这种新逻辑也提供了审视谬误的新视角。由于一个实践主体的资源和目标相互影响，因而演绎有效性或归纳强(高概率意义上的)并不是衡量其推理质量的合适标准。按照实践主体通常确立的认知目标，有效性或归纳强通常不是他们成功的恰当(或可能的)标准。实践主体的惯用手段是，可废止地坚持合情理的信念。由此，谬误的概念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传统上被判决为谬误的推理根本就不是谬误;在某些情形中，“谬误”实际上是理性策略不足资源调节策略。这种顺应逻辑新转向的认知经济的谬误理论将引领谬误研究的新时代。

　　三、伍兹谬误理论与主流谬误理论的比较优势

　　与主流谬误理论——范爱默伦、荷罗顿道斯特的谬误理论与沃尔顿的谬误理论相比，伍兹的谬误理论更加凸显谬误分析的逻辑视角、逻辑方法和逻辑标准，更与当代逻辑的最新发展相联系。

　　1.突破对话框架，突出推理行为

　　谬误的语用——辩证法理论和沃尔顿的语用理论都假设了对话框架。但正如布莱尔指出的，独白的论证不适合对话模型，因为在其中没有发现典型的对话式论证进行来回交换的诸多特性。至少某些适合于对话式论证的规范，比如语用——辩证法模型的规则，并不适用于这些独白的论证。杰克森也怀疑是否所有论证必定本来就是对话的而不是独白的。言说者也许并不是为听者(真实的或想象的某些听众)构建一个论证，他可能在没有说服听者的期望或意图的情况下做出一个论证。

　　伍兹曾指出，按照语用——辩证法，一个传统的谬误既因为违反语用辩证法的规则之一而成为一个谬误，又由于它自己的传统条件而成为谬误。同属于一条规则之下的诉诸棍棒、人身攻击甚至诉诸怜悯都是“相同谬误”吗?这一批评得到廷德尔的赞同。伍兹指出，由于谬误的说明嵌入论证理论中，那么，通过深化论证的理论就自动深化了谬误的说明。这种理论越深，一个规则被违反的条件就越清晰。虽然沃尔顿的工作在范围上更广泛，但它也采取了一般性的语用——辩证法模型。二者都把谬误理论当作是论证理论的子理论，谬误是对话规则的违反。他们准备将传统谬误清单囊括在他们的谬误清单之中，但传统谬误清单至少不是辩证性质的。谬误和多问看来是辩证的，而大多数标准清单中的谬误却不是，比如仓促概括、赌徒谬误、偏颇和不充分统计、虚假原因、组合和分解等。所有这些谬误都可能在辩证语境中被犯，但也都可能在非辩证语境中被犯，所以，这些谬误并不内在地是争辩的错误，不是天生的对话错误。因此，按照任何谬误是必然的辩证过失的谬误概念，它们根本不应该算作谬误。

　　所以，伍兹所考虑的谬误是推理的错误，它与推理主体的目标和评价某个层级的推理标准相联系。由于所有的论证最终都要通过某种推理来完成，因而作为论证理论子理论的谬误理论，最终是推理理论的子理论。而一种更为深入的推理理论必定要以研究主体的实际推理活动为先决条件。由此看来，伍兹的谬误理论不仅在范围上突破前述两种主流谬误理论的对话框架，而且其分析触及到谬误的更深层次。

　　2.聚焦推理主体特性，强调谬误评估的理性标准

　　语用——辩证法认为谬误违反批判性讨论规则，不能解决意见分歧。这个观点隐藏着一个危险的结果:一个其前提担保其结论的论证也可能是语用——辩证法意义上的谬误(因为没有达到解决意见分歧的目标);相反，当其结论完全没有得到其前提的担保时，一个论证也可能在语用——辩证法意义上是非谬误的(因为解决了意见分歧)。因此，按照这样的促进或阻挠争议解决的标准，语用——辩证法的谬误说明完全回避了一个论证的前提证明其结论之能力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范爱默伦和荷罗顿道斯特的谬误理论总体上忽视了认识的、规范的维度，抛开了理性标准。沃尔顿的谬误理论也将达成对话目标作为评估的根本标准，因而也有类似的缺陷。

　　从认识论视角考察谬误的学者对语用——辩证法的这个缺点进行了持续批评。西格尔和比罗指出，讨论者可能共享并依靠不正当的信念，他们可能接受、使用有问题的推论或推理规则。在这两种情况下，生成的分歧解决可能在语用——辩证法的意义上也许是理性的，但从认识的视角看显然是非理性的。而在认识意义上表明论点被证明这样一种合理性却是论证评估的关键。廷德尔指出，伍兹并不认为语用一辩证法家完全会受比罗和西格尔批评的影响。他相信在语用——辩证法家的说明里暗含着某种客观的正确性或恰当性的标准。但是，这样一个标准究竟是什么远不清楚。语用一辩证法逃避任何类型的判断谬误之客观标准的态度是错误的。

　　相反，伍兹的谬误理论从关注推理主体的特性出发考虑论证的合理性或证明力问题，它不仅坚定地既反对证明主义(笛卡尔式的唯理主义)，也拒斥后现代取消理性标准，实际上走的是图尔敏式的道路。首先，论证的好与坏并不是由讨论者达成的一致意见决定的，因为对话框架本身就已被突破，况且评估论证有相对客观的标准。其次，理性或合理性通过逻辑标准体现，只不过相对于推理主体的层级，这种逻辑标准是变化的。主体的目标、计算能力和可利用的资源等等都制约评估推理标准的适用。第三，谬误既非对话规则的违反，亦非无效推理，对它的判定要依据适用某种推理者及其相关情况的评估标准。在某些情况下，演绎有效或排除合理怀疑的归纳标准都可能是过高的标准。但不管怎样，推理的评估始终坚持理性标准、逻辑标准。

　　3.坚持多元主义，通过深化逻辑而深化谬误理论

　　语用一辩证学派一直认为多元主义与统一的谬误理论不相容。沃尔顿用一般化的对话框架减弱了多元主义。但是，伍兹从更深的层次对多元主义进行辩护，认为有多类后承即。演绎推理、归纳推理、可能主义的推理、可废比的推理，等等。如果是值得构造的一种逻辑，那么将存在一种后承的关系，它对于属于的推理类是独特的。多元主义承认后承的双而多样性。一方面，它考虑到一般类型上的变化，比如演绎后承和归纳后承的类型等。另一而，多元主义也呈现在这些类型之内，比如演绎后承中的经典的、模态的、多值的、直觉主义的、自由的、相干的、次协调的和双真的方法，这些分支里边的进一步的后承变体不仅不同而且常常不兼容。其他后承类型，比如归纳后承、回溯后承、可废后承等等，也是如此。逻辑的首要任务是详细说明它所要阐明的后承关系，确立它们的固有特性。

　　伍兹认同谬误的古老观念，即谬误是显得是好的(或合理的)但事实上并非如此的论证或论证步骤。传统清单里的谬误是构成我们理性生存工具的那些技能可能出错的种种症状，传统谬误论用一种理想化的漫画手法加以描述。不过，若要坚持传统谬误概念并加以深化，就要提供对其两个基本元素的系统、精确和有条理的说明。一个元素是，谬误是某种论证或推论错误;另一个是，该错误总得伪装自己。这是说，谬误必定不同于机械的错误，比如语言学家所谓的语言运用错误(起自粗心、疲劳、陶醉以及类似的错误)。因此，谬误理论将包括两个子理论:关于错误的理论和错误的自我伪装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