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各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教学，主要是通过“中国文学史”课程完成的，教师较多在课堂上地向学生讲授一长串线索，一大堆概念，一大批作家，古代文学中的许多经典名篇，学生却读得不多，也较少求甚解，更不可能去涵咏。这种教法与学法类似于一种“买犊还珠”的现代版本。本文试图从历史渊源追溯古代文学教学中存在问题的原因，从古代文学特殊性入手探求其纠偏的途径。

　　一、本末倒置:中国古代文学与“中国文学史”

　　诗赋文章本是中国古代文学的正宗，明以前杂剧、传奇和小说都难登大雅之堂。《汉书·艺文志》说“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不能诗词唱和就难以进入社会主流。清末废除科举以前，学习古代文学是为了提高写作能力和提升艺术品位，那时文言文和旧体诗词写作还是读书人的必备功课，学习唐宋诗词和韩柳古文有其实用价值，李杜诗歌和韩柳文章仍是揣摩的对象。甲午海战失败给士人极大的刺激，清末从朝廷到学界都唾弃“沉溺词章”的传统，看重经济的实用之才。京师大学堂开始甚至没有设置文学一科，不过很快就纠正了这一偏颇。1903年张百熙、张之洞等人上呈的《学务纲要》中，觉得“中国各体文辞，各有所用”，因而强调“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辞”:“古文所以阐理纪事，述德达情，最为可贵。骄文则遇国家典礼制诰，需用之处甚多，亦不可废。古今体诗辞赋，所以涵养性情，发抒怀抱。中国乐学久微，借此亦可稍存古人乐教遗意。中国各种文体，历代相承，实五大洲文化之精华。”①晚清“词章之学”虽然声名狼藉，但从庙堂制诰到个人应酬都离不开它们，学习古代文学不仅仅是泛泛的欣赏，许多经典作家还是学子模仿的对象。白话文运动成功后废弃古诗文写作，古代的诗词文赋才成了“文学遗产”。

　　大学讲堂上受西洋风气的影响，过去学习文学时那种富于灵性感悟的“文章学”，逐渐让位于条贯系统的“文学史”。不过，1903年清廷颁布的《大学堂章程》中，文章学与文学史并重，规定“文学研究法”、“历代文章流别”、“古人论文要言”、“周秦诸子”等，为“中国文学门”的骨干课程。只是这里的“历代文章流别”与挚虞的《文章流别论》大不相同，前者要求仿日本己有的“中国文学史”体式，后者则是溯历代文体的源流。林传甲不久就写出了第一部《中国文学史》，并在该著开篇便声言自己是“仿日本桩川种郎《中国文学史》之意以成书”。②晚清人在西方著述体裁而前己经乱了方寸，趋新趋洋渐成学界主流。林传甲这部《中国文学史》，有点像裹脚女人穿西洋短裙，现在看来真是土不土又洋不洋。但是，一波才动万波随，一百年神州大地上每年都有几部甚至十几部中国文学史问世。当时士人只是把文学史作为学习中国古代文学的拐杖，作为进入中国古代文学殿堂的入门书，编写中国文学史不过“欲令教者少有依据，学者稍傍津涯，则必须有此循序渐进由浅入深之等级”。③1906年，著名古文家和翻译家林纤代替林传甲，在京师大学堂主文科教席。他所使用的自编教材《春觉斋论文》，体式上既与林传甲的文学史大不相同，教学宗旨更与林氏大异其趣—其教学目的重在使学生“作文乃无死句，论文亦得神解”①，目的既然重在提高学生作文能力，他教古代文学也就重在让学生揣摩古文义法。书中第一章《流别论》取法挚虞讲各种文体的渊源和特点，后而几章分别讲古文的审美特征、古文应避免的十六种弊病、作文八种用笔法和四种用字法。同时任教于北大的姚永朴，他在北大的讲义《文学研究法》卷一开宗明义:“文学之纲领，以义法为首。”③林、姚都是通过作品谈义法、论意境、讲技巧，为此他们还编了《中国国文读本》《左孟庄骚精华录》等不少古代诗文读本。不管是阐述文体特征，还是分析诗文义法，抑或谈论艺术风格，他们都强调对作品的咀嚼讽诵和细腻感受。

　　稍后章门友人及弟子入主北大文科，与林、姚等人论学议政多有胡龄，这里有学术取向上的差异—林纤、姚永朴尊唐宋古文，刘师培、黄侃崇六朝文章，也不排除人事关系上的纠葛—骄体、古文本可取长补短，六朝、唐宋也并非水火不容。刘、黄学问渊博，林、姚体悟入微，不同学派和不同路数同系执教，对于学校而言可活跃学术氛围，对于学者而言可激发创造活力，对于学生而言可开阔眼界，可惜学术选择和审美趣味的不同，最后变成了有你无我的党同伐异，直至桐城一派离开北大。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为北大教书时的教材，体例是传统学案与西洋文学史的揉合，侧重于文学史知识的传授，另有《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侧重各家文风技法的品味，二者因相互补充而相得益彰，既有史的线索又有文的评鉴。谁料斗转星移，胡适等人文学革命的成功，白话文代替了古文，更新一批学者又代替了六朝派，林、姚固然成了“桐城谬种”，六朝派也成了“选学妖孽”，他们同时都站到了白话文运动的对立而。随着刘师培病逝和黄侃南下，北大成了胡适这批新学者的天下，整个古代文学研究和教学风气巫变。胡适本人反对文言文，在他眼中文言文和旧体诗都是死的文学，他倡导并力行“整理国故”，古代文学自然也属于“国故”之列。

　　被视为己经过气的“国故”，古代文学当然也就不值得青年学生模仿，李、杜、韩、柳更不会成为效法的偶像，中文系古代文学教学也就只关注古代文学知识的承传，而不重视诗文“义法”的学习，更不重视古体诗文的模拟和训练。因而，古代文学教学便逐渐从文学熏陶、典范模仿和写作指导，过渡到文学发展线索的掌握、文学常识的熟悉及文学研究能力的培养。鲁迅在北大讲《中国小说史略》，并不是教学生如何写小说;闻一多在西南联大讲唐诗，也不是要教学生如何吟诗词;朱自清有名作《诗言志辨》，可他从不教自己的学生如何以诗言志，尽管他们本人都是杰出的小说家和诗人。

　　上世纪四十年代以前，中文系教古代文学的教师通常是作家、诗人兼学者，诗人来教古代诗歌，小说家来教古代小说。1949年以后教古代文学的教师能够亲自操笔的越来越少，从没有吟过诗的人来教古代诗歌，小说的外行来教古代小说，这种师傅带出来的徒弟就可想而知了。

　　新中国成立后的古代文学教育，基本是通过文学史来完成的，“文学史本来就是历史的一个特殊门类”，古代文学教育事实上成了“史学教育”。⑥前三十年教育泛政治化越来越严重，1957年“反右”刚刚结束，1958年便来了“学术大批判”，各大学学生批判自己的老师—“反动学术权威”。为了“把红旗插上中国古代文学史的阵地”，官方授意北大中文系学生自编了一套文学史，就是人们常说“红皮”《中国文学史》。稍后教育部组织游国等著名教授，在“红皮”文学史基础上集体编写了一套四卷本“黄皮”《中国文学史》⑦，与此同时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也编了一套三卷本《中国文学史》⑧。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后而这两套文学史是各大学的首选教材。就像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贯穿哲学史一样，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也是贯穿这两套文学史的主线。它们在个别作家作品的论述上略有出入，但都是以阶级性和人民性作为评价古代文学优劣的重要准绳。如果说20世纪上半叶“文学教育”逐渐偏向“史学教育”，那么下半叶“史学教育”又变成了意识形态。改革开放以后，意识形态在古代文学教学中渐渐弱化，前些年重写文学史的呼声很高，但重写的中国文学史框架基本没有改变，阐述风格一如往常，使用范畴大体照旧，只是增加了一些新术语而己。

　　中国文学史的教学原来只是让“学者稍傍津涯”，文学史不过是学习古代文学的拐杖，借助文学史更好地学习中国古代文学，后来演变成学习中国古代文学就是学习“中国文学史”—拐杖成了支柱，“环变为小姐。现在不少大学中文系大多砍掉了“历代文学作品选讲”必修课，中国文学史就是古代文学教育的必修课程，各种各样的历代文学作品选，都是配合中国文学史的教学用书，上世纪六十年代北大中文系编的古代文学作品选，直接就名为《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⑨这半个多世纪的古代文学教育本末倒置—教师忙着编文学史，学生忙着背文学史，古代文学作品被忽视，大多成了文学史附带的“参考资料”。学生只记住了文学史上的甲乙丙丁，很少诵读甚至根本不细致翻阅古代文学作品。

　　二、顾此失彼:知识的系统性 与古代文学的特殊性

　　当然，绝不是说文学史这种体式一无是处，它分章分节的写作形式也更适应现代大学的教学模式:课堂上教师容易控制时间和掌握进度，学生容易做笔记和梳理知识，也便于教师出题和学生考试。不过，近百年来学习“中国古代文学”逐渐成为学习“中国文学史”，主要还不是它在教学上的便利，而是它具有现代学术形态。较之传统文章流别一类著作，文学史似乎更加“科学”;较之传统的诗话文话，文学史显得更加“系统”。在课堂上“中国文学史”取代“中国古代文学”，这一文学教育上的现代化，伴随着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

　　清末以来，中国社会和文化都而临前所未有的大变局，无论大众还是学者文人多由崇古一变而为趋新，“取新法于异邦”己成为大多数人的共识。即使倾向于文化保守的学衡派，也强调“兼取中西文明之精华”，文化守成容易被视为“抱残守缺”。开一代学风的胡适反复强调“科学方法”，他两个半部《中国哲学史大纲》和《白话文学史》，在哲学和文学研究领域都“截断众流”，给人们提供了新的方法，新的观念，新的范式。这两部书都是当年北大哲学和文学教材，因而它们不仅在学术上的“开山之作”，在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上也开一代新风。仅就中国古代文学教学而论，《白话文学史》可能连续影响了好几代人，上世纪五十年代大陆文化界和教育界，对胡适的大批判运动正说明他影响的深远。将古代文学分为四个历史阶段，并以中国文学史为主干，这种课程的设置首先是胡适在北大提出的。1937年主持修订民国政府教育部《大学中国文学系科目表》时，朱自清也认可胡适这样的课程安排:“文学组注重中国文学史，原是北京大学的办法，是胡适之先生拟定的。胡先生将文学史的研究作为文学组的发展目标，我们觉得是有理由的。这一科不比于培养常识，更注重的是提出问题，指示路子。⑩教育部1938年颁发的科目表中也特别“注重和提倡中国文学史的研究”。⑩朱光潜、王了一、张守义等对这种课程设置当时就提出异议。朱光潜认为学习中国文学的重点，应是大量阅读经史子集经典名著，以文学史为中心的课程设置，偏重让学生了解一些文学常识，无法让学生掌握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精髓。

　　朱光潜这种声音显然不合时宜，在教育界和学术界都应者寥寥。近百年来，中国主流社会对传统文化失去了自信，对传统的治学方法和教育方法嗤之以鼻。连著名的文史学者郑振铎也觉得，“自《文赋》起，到最近比，中国文学研究，简直没有上过研究的正轨。……关于一个时代的文学或一种文体的研究，却更为寂寞:没有见过一部有系统的著作，讲到中世纪文学，或讲到某某时代的;也没见过一部作品，曾原原本本地研究着‘诗’或‘小说’的起源与历史的。”⑩“诗话”“文话”一类东西，在他眼中都只能算随意的“鉴赏”，没有形成“一个确切不移的定论”⑩，都算不上真正的学术研究。他认为无论是治学还是教学，都应该崇尚“进化的观点”和“归纳的方法”，因此，“那些古旧的《红楼梦索隐》，《西游真诊》，《水浒评释》之类，却都是可弃的废材。”⑩金圣那些评点著作也没有什么价值，因为他“不去探求他所表彰的大著作《水浒》与《西厢》的思想与艺术的真价，及其作品的来历与构成，或其影响及作家，而乃沾然于句评字注。”⑩他尖锐地批评甚至辛辣地嘲讽古人诵读的方法:“古文家们提倡古文义法，要以朗诵显示出文章的情态与神气来，于是便摇头摆脑的在一遍两遍的读。我们曾讥笑过这一类的古老无聊的举动，然而我们的工作，是否有陷于同一的陷阱中的危险叩⑩

　　1949年以后大学古代文学教学，除了原来的“科学性”和“系统性”外，又将政治的正确性放在首位。思想上以阶级性和人民性为原则，艺术上以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为标尺，对中国古代文学的思想艺术价值进行重估。政治上的进步与反动才是关键，艺术上的优劣倒在其次。很长一段时间里，课堂上与其说是进行古代文学教学，还不如说是对学生进行意识形态灌输。尽管极左思潮早己成为过去，但中文系古代文学课堂上，“宏大的叙事”还是照样进行，“高屋建领”的阐释一如既往。从盘古开天地的神话讲到辛亥革命以前的近代文学，教师勾勒古代文学发展的曲折历程，讲解古代文学发展的高峰低谷，学生了解各朝代的代表作家和作品，知道哪些作家是现实主义，哪些作家是浪漫主义……看起来非常“系统”和“科学”，实际上这种“高屋建领”不过是“浮光掠影”。“浮光掠影”式的跑马观花，一个学期四五十节课，将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五代七八百年的文学扫一眼，老师算是完成了教学任务，学生算是“到此一游”挣得了学分。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混淆了古代文学的“治学”与“教学”，很少考虑古代文学自身的特点，也很少考虑现在中文系学生的实际水平。七八十年前中文系大学生，有的上大学之前受过私塾教育，有的熟读文史经典，有的可以写出漂亮的五七言律，对于古文基本不存在阅读障碍。他们己经诵读过大量古代文学作品，上大学后再通过老师将各知识“点”连成“线”，以文学史为中心的课程设计有其合理性。那时候中文系学生国学功底较深，大学也完全实行精英教育，胡适在本科生中讲“整理国故”的方法，在课堂上还能赢得满堂喝彩，这除了胡适的方法让人耳目一新外，也说明学生具备扎实的专业功底能与胡适“心心相印”。与当年学生的古文功底相比，如今学生水平差了一大截。改革开放前三十年中文系学生水平没有做过调查，后三十年笔者在大学先当了近十年学生，接着当了二十多年教师，对这一时期大学生古文水平比较清楚。这些大学生上古代文学之前，他们所读到的古代文学作品仅限于中小学语文教材，可以说大多数人不能阅读古文，不少人即使参看现代注释也看不懂古代诗文。今天的古代文学教学还以文学史为中心，只是海阔天空地讲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或只是泛泛地讲什么意境优美语言清新，学生即使把文学史背得滚瓜烂熟，即使次次考试都得了满分，他们对中国古代文学仍然了无心得。

　　民国时期古代文学教学中虽然重视文学史，但从1938年朱自清主持拟订的《部颁中国文学系科目表》看，民国政府教育部向各大学下发的课程设置中，必修课有:“中国文学史”分为四段，三、四年级连上四个学期，每学期3个学分，共12个学分。“专书选读”同样连讲四学期，分别选讲传统的经史子集，共12个学分:“专书选读”(选讲一种经书)、“专书选读(二)”(选讲一种诸子)、“专书选读(三)”(选讲《史记》或《汉书》)、“专书选读(四)”(《楚辞》《文选》《杜工部集》或《韩昌黎集》。还有“历代文选”两个学期，共6学分，“历代诗选”两个学期，共6学分。仅文选和诗选的学分就与文学史一样多，加上“专书选读”课，所用的课时多文学史一倍。选修课有:“词选”2个学分，“曲选”2个学分，“小说选读”3个学分，“戏曲选读”3个学分。各种作品选讲所用的学时接近文学史的3倍。另外，必修课中还有2学分的“各体文习作”，规定“专习文言”，选修课中各有2学分的“诗习作”和词习作。⑥

　　今天中文系本科公共课和其他课程挤压了古代文学许多课时，不少大学中文系本科古代文学必修课只上“中国文学史”，砍掉了“历代文学作品选读”，“作品”只是在文学史课堂上附带讲到。有的任课教师要求背一点作品，有的教师可能不要求背，这样，学完了唐代文学史却没有系统读过李白、杜甫选集的人绝非少数，学完了明清文学史没有读过《红楼梦》《水浒传》等名著的学生大有人在。对于古代文学原著，中文系不少学生既没有能力读懂，也没有兴趣去读。没有兴趣的原因是品不出味道—尝不出肉的滋味还喜欢吃肉吗?

　　中国古代文学这门学科有其自身的特性。“中国古代文学”与“中国古代史”，虽然同为人文学科，虽然看起来都是“中国”和“古代”，但二者具有完全不同的知识特征。学习中国古代史，熟悉安史大乱中兵变的细节，学生不能也无须去“诵读”历史事件，但学习白居易的《长恨歌》，读“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峨眉马前死。翠翘金雀玉搔头。君王掩而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不仅需要“知道”当时历史背景，还需要“重构”当时马鬼骚的场景，要“体验”诗人对这一悲剧的感情，更要“感受”此诗的诗艺与诗境。学生要从纸而的文字体味纸背的诗情，要从诗歌的音韵走进诗人的心境，所以学习古代文学离不开理性的分析，更离不开情感的浸润。古代历史事件只有冷冰冰的时间地点，古代文学却饱含着喜怒哀乐的情感体温。学习古代文学就是与古人进行情感交流，古代文学的常识需要记忆，古代文学作品则需要体验，只有情感和审美体验才能“激活”古代文学作品，所以“常识”服务于“体验”—让情感体验更深刻，让审美体验更细腻。

　　文学史与古代文学属于两种不同的知识形态:前者属于历史，后者属于文学;前者是一种外在化的知识，它的获得和占有无须个体的心灵体验;后者是一种内在化的知识，它兼有“情”、“意”、“味”。外在化的知识只须记忆和理解，内在化的知识还须感受和体验。学生要走进古人的内心世界，就得知悉古代文学的艺术技巧，而把握古代文学艺术技巧绝非易事。五六十年前，武汉大学几位青年教师要求沈祖菜教授讲授宋词，沈氏名著《宋词赏析》就是那次的讲稿。⑩武汉大学青年教师读宋词尚且如此之难，现在的大学生更是谈何容易。

　　上世纪二十年代北大中文系课程中，还有“诗名著选(附作文)”(沈尹默讲授)、“文名著选(附作文)(郑奠讲授)”，三十年代俞平伯还开了“中国诗名著选及实习”、林损开了“中国文名著选及实习”。这时教育部还规定必须开“文习作”、“诗习作”和“词习作”。现在连作品选讲的课程都很少开设，更不要说古代诗、文、词习作了。如今，教古代文学的教师自己没有受到过这方而的训练，大学中文系很多教古代文学的教师一辈子没有写过文言文和旧体诗，甚至一辈子没有写过一幅对联。几千年来，我们古代诗人作家积累的艺术经验，探索的艺术技巧，难道将在我们这一代及身而绝?看看林纤在北大的教材《春觉斋论文》，《应知八则》中论古文的“意境”、“识度”、“气势”、“声调”、“筋脉”、“风趣”、“情韵”、“神味”，《用笔八则》中谈古文的“用起笔”、“用伏笔”、“用顿笔”、“用顶笔”、“用插笔”、“用省笔”、“用绕笔”、“用收笔”，林氏结合自己的创作经验，以古代作品为例条分缕析，无一不是深造有得之言。再看看刘师培在北大讲课记录稿《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真让我们这些教古代文学的人无地自容。“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自己习作过古文旧诗，对古代文学的精妙更能体贴入微。不管将来从事教学还是研究，不管是从事创作还是只希望接受熏陶，学生都必须深知古代诗艺与文法，必须领略古代文学的精微妙处，而时下以文学史为中心的教学模式，使学生对古代文学仅猎得皮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