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家—历史神话的终结者》是了解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史学思想的一部重要著作。认真研讨《史学家—历史神话的终结者》，从中审视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关于历史和有关问题的思考，是读懂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的前提和基础。

　　1关于计量史学

　　计量分析本是第三代年鉴学派倡导的一个新史学研究方法。罗伯特·福格尔和道格拉斯·诺斯用这种方式去研究经济史，并获得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个饱含革命性因素的方法有着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然而即便在它盛行之际，西方史学领域也曾掀起过对它的挑战。书中前半部分论文集中了对它的评价，霍布斯鲍姆的态度基本是批判的。他认为计量史学有着严重的缺陷，主要集中在:作为一种向后反推的理论，计量史学与历史发展大问题关系薄弱，且往往把现实因素强套于已设计好的模型中，会造成对整个形势的歪曲;资料通常无法达到高精确度要求，于是大量虚构假设的不可靠的资料权合到目的中;最致命的缺陷是它从模型到资料的论述问题方式，无法越出它那与历史无关的理论和具体模型。计量史学只能对以其他方法撰写的历史进行修正和批判，它自己并未提出见解，也无法关注那些不能注入计算模型的因素。这是霍布斯鲍姆透视计量史学偏狭之处的独特洞见。同时，霍布斯鲍姆也肯定了罗伯特·福格尔等人的灵活创新和计量史学作出的一些贡献，也乐于接受他们的“反事实假设”方法。但他并未言及计量方法在历史研究中的位置，只是“不拒绝适用于任何历史部分的统计”，史学家可以“有选择地使用统计数据”。这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使用计量法，一是应有非问题资料，二是应一反计量史学传统方式，倒过来从资料到模型，即有意识地用统计的方法来发现问题，这往往能开辟“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新境地。计算西汉丞相的出身，便可在“布衣丞相的王朝”结果上去做新的探索;统计清朝所有武状元的籍贯，就可推测和研究清代福建的尚武习气。但在史学中，计量法作为经济学中的“他山之石”，应用范围有限，只能是一种辅助法。

　　2关于后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影响了整个人文科学。霍布斯鲍姆是极力否定后现代主义的，书中有两篇文章涉及这个问题。一篇是《森林中的后现代主义》，系对普赖斯《阿拉比的世界》的书评。霍布斯鲍姆批评普赖斯使用某些“后现代主义”色彩的研究方法旨在迎合读者的时尚口味，这不仅束缚了他本人，也使人们对重大课题的解读变得复杂。他阐述了普赖斯著作中后现代主义“文化模糊性”的危害，认为是“对客观知识或统一解释的可能性的质疑”、“对研究合理性的质疑”，近年来撼动并削弱了历史学。在另一文《认同感的历史是远远不够的》中，霍布斯鲍姆指责后现代主义对事实和虚构之问区别的质疑，它的作用之一是使虚构的历史得到了学术上的强化。针对此危险，霍布斯鲍姆提出，对史学家而言，至关重要的是捍卫自己的学科基础—证据至上。或者由于年代之限(以上两文分别发表于1990年和1994年)，当时的后现代主义观念在史学家中并未像在文学、文化理论家和社会人类学中那样流行甚广，霍布斯鲍姆并未系统展开对后现代主义的评论。在史学领域，“后现代”思潮发展到今天，也并非一无是处，如研究“树叶”的历史学等等。但就其反科学、反理性及历史进步的极端思想而言，霍布斯鲍姆的批判和主张依然是捍卫历史学有力的矛和盾。目前，在众多社会科学家的反思和批判下，这些极端思潮已渐渐风光不再，颇值得注意的是，在此过程中马克思哲学的意义再次得到肯定。

　　3关于马克思主义

　　霍布斯鲍姆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但态度并非崇拜，而是冷静批评基础上的吸纳和扬弃，并提出了一些独到见解。书中的两篇文章《历史学家从马克思那里学到了什么》、《马克思和历史学》，深刻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与历史学之问的关系。霍布斯鲍姆首先划清了庸俗马克思主义与真正马克思主义的界限，他列举了7条内容(如“用纯经济观来解释历史”、“基础和上层建筑模式的滥用”、“阶级斗争观点简单化”、“对规律和必然性的误解”等等)说明庸俗马克思主义顶多只是对马克思历史观的寻章摘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某些论点根本不代表马克思的观点。霍布斯鲍姆认为马克思对历史学家的影响，主要在于唯物史观及其他所勾画的社会发展总体形态。他指出马克思的模式并非放之四海皆准的，尤其它必须经得起一般历史标准的验证，应抛弃以不确切的和错误的证据为立论基础的部分，如对东方社会的一些论述。但他反对对马克思作过分苛责，因为马克思只能利用到他那个时代所能及的资料和学术基点。尽管如此，唯物史观仍是唯一系统解释人类历史整个过程的理论，并且为近代学术研究开创了最有成就的起点。他特别赞扬了“生产方式”、“阶级斗争”概念在解释历史中的价值，也肯定了人类创造自身历史的观点。但有一点值得探讨，在谈及物质与意识关系时他提出了自己的质疑，他实际上默认了他举的第二种反对意见:同样的物质基础却有不同的方式构建上层建筑，可以说世界上人的观念决定了存在，至少与后者决定前者一样重要。霍布斯鲍姆的“决定”与马克思所述的“决定”显然不是一个范畴，前者属历史意义，后者则属哲学范畴。

　　谈到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霍布斯鲍姆强调应把马克思作为研究的起点，而非终点，使用他的研究方法而非评论他的原文。马克思历史学的多元性有自身的缺陷，这使得它不可能从其他历史思想和研究中孤立出来。这些都反映出霍布斯鲍姆积极的发展的历史眼光，也是他多年的经验，应该成为当代学者的一个极具建设性的指导。

　　4叙述史学的复兴和野蛮状况的蔓延

　　前者系作者与同行劳伦斯·斯通在《过去与现在》杂志上的一次争论。斯通相信“问‘为什么’的历史学，归纳性的历史学”正在衰落，叙述史学正在复兴。霍布斯鲍姆分析指出，虽然叙述史学已不再受包括一些史学前驱在内的学者的拒斥和攻击，但斯通所考查的史学少数派实质上并未转向叙述史学，仍然对“为什么”的大问题感兴趣，对他们的带有叙述意味的著作而言，用叙述的方式再现过去，并非其目的，而是用来阐明某些更广阔问题的手段，这些问题远远超出某种特定故事及其特征。这种新史学风尚只是对社会—经济结构和趋势分析的补充而非替代。或许可以从霍布斯鲍姆的分析中作这样一个结论:“问为什么的归纳性历史学依然是主流，叙述史学仅处于一个补充位置。”但后者毕竟使史学研究以易为接受的叙述形式走向大众，这应被视为叙述史学的一个贡献。讲到野蛮状况，霍布斯鲍姆认为，武力、暴力、酷刑等野蛮形式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一直处于回升趋势，并正在继续，它削弱了文明规范，破坏了文明标准，并把这种现象归因于战争、冷战阴云背景的影响。当然，他的这种解释无懈可击的合理。但是否可以进一步说，野蛮实际上源于传统根深蒂固的信仰观念(如库尔德人中的枪支哨卡文化)并被视作一个手段，但文明也在发展进步，并未因野蛮的蔓延而式微，只是它对其没有强制约束力。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在《史学家—历史神话的终结者》还有关于历史对社会科学价值的探讨、有关历史观的内容和“史学家的思考”等，还需要我们认真研读并准确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