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二战中的苏联囚犯

作者：admin2014-11-17 15:26阅读：次文章来源：未知

众所周知，1941年6月22日，纳粹德国悍然发动侵苏战争。经过艰苦卓绝的四年浴血奋战，苏联人民终于赢得了卫国战争的胜利。胜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苏联军民的英勇抗敌，也是世界一切正义力量向困境中的苏联人民提供援助的结果。然而，还有另外一些因素，迄今仍未受到应有的重视，比如战争期间苏联政府对在押囚犯的利用等。
“自愿与强制留下来”
纳粹德国发动侵苏战争蓄谋已久且做了精心准备，而在战前，苏联为了推迟战争的爆发，一直刻意力避刺激纳粹德国，没有对战争做必要准备，加上战争爆发前苏联内部对军队的清洗和镇压等因素，致使战争初期苏军遭受惨败。
数以千万计的苏联红军官兵被德军俘虏，不久，很多苏军部队就出现了兵员严重短缺的现象。而此时苏联的大小监狱和劳改营中正关押着数量庞大的囚犯。从1941年7月开始，莫斯科各监狱的大部分犯人被押解撤离首都，苏联政府担心守不住莫斯科，因此不希望监狱里的犯人落入德国人之手，成为敌人的帮凶。正是出于这种担心，各监狱中被苏联政府视为“最危险的犯人”先后被枪决。1941年10月16日，布特尔斯基监狱中138名“最危险的犯人”被执行枪决，其中有过去著名的肃反工作人员，如列宁卫队的队长阿布拉姆·雅科夫列维奇·别列尼基等人。显然，在苏联政府看来，将这些人枪毙，比将他们送到前线去更让人放心。此时，苏联政府及其领导人还不曾考虑过要利用在押犯人来缓解兵员严重短缺的问题，这似乎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但不久，苏联政府及其领导人就意识到了利用囚犯为战争提供服务的重要性，这首先反映在暂缓释放劳改营囚犯的政策上。实际上，早在战争爆发前的和平时期，苏联政府就已开始推行将服满刑期的囚犯继续滞留在监狱或劳改营中服苦役的政策了。 1939年6月15日，苏联政府发布了一项命令，禁止因为犯人表现出色而提前将其释放。有学者指出，此命令是1938年8月25日，斯大林在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会议上发表讲话时指出：“我们做得不好，破坏了劳改营的工作。这些人当然需要获释，但是从国家经济的角度来看这就不好了……不能让这些人留下来工作吗？是不是可以给他们奖赏，颁发勋章？可以提前让他们成为自由人，但是要让他们作为雇佣工留下来搞生产……这就像我们过去所说的——自愿与强制买公债，这里就叫做——自愿与强制留下来。”（列昂尼德·姆列钦《历届克格勃主席命运揭秘》）。
斯大林的这番讲话直接导致了一系列政策的出台，比如1939年6月15日苏联政府发布了一项命令，禁止因为犯人表现出色而提前将其释放；1940年3月20日又颁布了“苏联司法人民委员和总检察长第058号命令”，该命令规定，凡是涉嫌反革命案件又被宣告无罪的人不应立即释放，而要返回监禁地，只有在接到内务部同意释放的通知后方可获释。这一规定使那些已被决定释放的人又要在监狱或劳改营里待上若干岁月。
犯人们在军工企业超负荷劳动
囚犯为苏联赢得战争胜利所作出的第一个贡献，是在战时苏联各军工企业及各劳改营所属工厂里超负荷劳动。
战争期间囚犯们完成各项工程，除了在国防工业企业、军工厂里高劳动强度地生产武器和弹药，囚犯们还参与了国防企业或军工厂的工程建设项目，这是他们为苏联赢得战争胜利所作的第二个贡献。1941年末，位于古比雪夫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别济米扬斯基劳改营相继释放了近3万名犯有轻微罪行（旷工、迟到等）、正在苏联航空工业人民委员部所属工厂的建设工地上劳动的犯人。苏联航空工业人民委员阿·沙胡林给斯大林呈交一份报告：“为了保证第1、18、28工厂有足够的人力完成生产计划和对计划起决定作用的几个在建项目，我请求从获释者中选出15000—18000名有专门技能的人分配给航空工业人民委员部在古比雪夫市的建筑工程和所属各工厂。”该文件表明，囚犯们不仅被苏联政府用于企业、工厂的生产流水线，还被强制参加并完成与前线需要的各种建筑工程。
知识分子囚犯在劳改营里搞设计和发明
在苏联监狱和劳改营中，关押着一大批才华横溢的知识分子，其中不乏各领域的专家和教授。战争期间他们用自己的智力和创造发明，为苏联打赢卫国战争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这是战争时期苏联囚犯为战争提供服务的第三项活动。
《古拉格群岛》中曾这样描述囚犯在劳改营里搞设计和发明的情景：“在普通的正常人中间，发明家要比我们猜想到的多得多。在劳改营里他们更是多不胜数……发明活动是一种不受子弹和毒打威胁的逃跑形式。”然而，只有少数囚犯能够成功地通过自己的发明创造而获得自由，相当多的囚犯往往并不能遂愿。比如，从霍夫林诺劳改营来的列别捷夫是一个无线电报务员，他发现了罗盘针在蒜味影响下的偏离效应，由此发现了用气味调制高频振荡的途径，用这个方法可以实现气味的远距离传输。然而，政府人士对这个方案不感兴趣。当然，也有相当多的专家被埋没，空气动力学家和博学多才的斯特拉霍维奇从列宁格勒监狱递解出去后，曾在乌格利奇劳改营当过洗澡房的辅助工，他的任务是在妇女作业班洗澡时，站在洗澡房入口处当守门人。
囚犯拿起武器在前线浴血奋战
战争中，囚犯还直接拿起武器被派到前线去跟侵略者厮杀。当战局越来越危急、各部队兵员短缺越来越严重时，苏联领导人才同意在一定条件下，将一部分犯人从监狱和劳改营里抽调出来送往前线戴罪立功。最先被抽调出来的是罪行比较轻的犯人，以及从敌人的包围圈中突围出来并且接受过审查的红军官兵，或是那些从敌人的俘虏营中逃脱并接受过审查的红军官兵。前文所述相继释放了近3万名犯有轻微罪行犯人的别济米扬斯基劳改营中，大部分有专门技能的获释者——18000人作为预备役军人移交国防人民委员部，其中近9000人应征入伍，其余9000人组成军事工作队，然后移交各企业。
令人深思的问题
囚犯这一特殊身份，注定了这一特殊群体在战争期间相对于普通军民而言，更要作出特殊的贡献，因为似乎唯有如此才能减轻自己的罪行，只有戴罪立功才有可能获得新生。所以，囚犯们往往更容易舍生忘死，而这注定了他们失去生命的概率会极高的同时，也注定了他们所迸发出来的力量往往是惊人的，他们所发挥的作用和所作出的贡献往往是罕见的。比如，在“惩戒连”“惩戒营”里舍生忘死厮杀的囚犯们活下来的概率极低，但与此同时他们对于敌人的杀伤力也往往极其高。
问题在于，所谓的囚犯中，大量的人并不是真的犯有什么罪行，而往往是被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入狱的。比如，1941年7月被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判定为是“反苏军事阴谋的参加者”的原西方面军司令员德·格·巴甫洛夫大将等人；再比如，于1937年10月 21日被逮捕的著名航空设计师А.Н.图波列夫，被指控“从事间谍勾当和敌对破坏活动”；还有很多人仅仅因为“旷工、迟到”就锒铛入狱。本没有犯罪却沦为囚犯，继而必须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超负荷的劳役、异乎寻常的奉献乃至最终流血牺牲来洗刷自己的“罪行”，这实在是二战时期一个非常滑稽而荒诞的历史现象。
总之，战争期间苏联政府对待囚犯的政策至少存在值得商榷的问题，比如，仅仅因为旷工或者迟到就沦为囚犯；只是因为曾经被敌军包围过、俘虏过就要被关进劳改营和特种营，哪怕是历经千辛万苦才突破了敌人的包围，逃脱了敌人的俘虏营，哪怕是坚贞不屈、不曾有丝毫的变节行径；甚至有幸上了前线戴罪立功之后，也往往被安排在危险最大、死亡率最高的“惩戒连”“惩戒营”里，这显然是一种带有惩罚性、歧视性的举措。如此种种，是否与人性和人道主义相悖，这是又一个耐人寻味且令人深思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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