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听法学讲座改变命运

　　韩德培出生于1911年，江苏省如皋人。幼时，韩德培常在祖父膝下听他讲述当年驰骋马背的军旅生活，继承了祖父刚正不阿的浩然正气。

　　在韩德培幼年时，韩家已逐渐败落。韩德培8岁时，其母亲去世。小小年纪的他品尝了家庭贫寒、幼年丧母的世事炎凉。

　　1917年，韩德培进人私塾，接受严格的书法训练。10岁时，韩德培转入京江小学读书。京江小学是旅居如皋的经营钱庄和银行业的镇江人开办的，对语文、算术、英语课程特别重视。熟悉韩德培的人都知道，他懂得英文、法文、德文、日文和俄文，出色的语言能力与他小时候所受到的良好外语训练有关。

　　1928年，韩德培师范毕业。1930年，他赴杭州赶考，一举考人浙江大学史政系。半年后，当时的教育部决定将浙江大学史政系合并到中央大学，韩德培也随之转人中央大学。

　　初到中央大学时，一次旁听课改变了韩德培的志向与爱好。当时的讲课者是时任中央大学法律系主任的谢冠生，他主讲的课题是“法律就是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纠纷”。

　　韩德培清晰地记得，谢教授讲话不带讲稿，只拿一支粉笔。他教法理学，引经据典，侃侃而谈，不仅条理分明，而且把一般人心目中枯燥无味的法学课程讲得趣味无穷。后来，韩德培还旁听了谢冠生主讲的“中国法制史”和“罗马法”。教室里人多坐不下，他就站在窗户外面听。韩德培对法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去找谢冠生谈了自己想学法律的想法。在谢冠生的帮助下，韩德培如愿以偿地从史政系转到法律系。当时，中央大学法律系开设的课程非常齐全，如刑法、民法总论、物权法、亲属法、程序法等，由许多来自于司法实务部门的人前来授课，包括最高法院的审判员、司法行政部的官员等。

　　“从史政系转到法律系，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但我无愧于我的选择。”韩德培如此评价当年自己的选择。

　　1934年，韩德培从中央大学法律系毕业。当时的法学教授大多留洋归来，他们的言传身教给韩德培留下深刻印象。求知若渴的他也希望能到国外去深造。然而，出身贫寒的他只能等待时机考取公费留学。时值中央大学需要一位主编学报和校刊的编辑人员，韩德培毛遂自荐，承担起这项工作。5年后，机遇降临，中英庚款董事会在中国招收留英公费生，在24个名额中，攻读国际私法的名额只有1个。经过激烈竞争，28岁的韩德培夺得留学剑桥大学的机会。可正当韩德培准备出发之际，战争突然爆发—韩德培只得回到中央大学一面等待消息，一面继续从事教学工作。一年后，战争愈演愈烈，到英国留学已经非常困难。中英庚款董事会决定所有考取的24名公费留学生一律改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学习。

　　1941年7月底，韩德培和公费留学生钱伟长、张龙翔等人前往加拿大多伦多大学。韩德培没有想到，自己这一去便是5年。在多伦多大学学习的第二年，韩德培在著名国际私法学者莫法特·汉考克教授的指导下写作论文，他选择的论文题目是《国际私法中的实质与程序问题》。汉考克教授审阅过这篇论文后，高兴地评价道:“你写的论文很好，我不用改任何一个字。”这样，韩德培很顺利地通过硕士论文答辩，获得硕士学位。

　　1942-1945年，韩德培以特别研究生的身份来到当时世界上声望最高的哈佛大学法学院进行了3年学术研究。后来，他甚至接到了赴刚刚成立的联合国工作的邀请。

　　伴随武大法学系沉浮半生

　　最终，韩德培没有选择留在美国，而是应武汉大学校长、著名法学家周鲤生之聘，回国任教。当时的中国，物价飞涨、官僚腐败、民不聊生，社会秩序一片混乱，这与韩德培理想中的民主法治社会有天壤之别。那时，韩培德在著名的《观察》杂志上发表了《我们所需要的法治》一文，提出“民众所需要的法治应该是建立在民主政治上的法治”。

　　在武汉大学法律系任教两年后，年仅36岁的韩德培被任命为法律系主任。但是，对于怎么开展法学教育才能适应建设需要，他心里没谱。果然，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全国综合性大学的法律系几乎都被取消，只有3所大学保留了法律系，武汉大学是其中之一。

　　在那段特殊的岁月里，韩德培仍然选择为国家作贡献。1970年年初，韩德培奉命从事大量联合国文件的翻译工作，得到外交部的高度评价。1978年，韩德培回到武汉大学工作。这时，武汉大学欲重建法律系，副校长刘道玉想到了韩德培。

　　这时的韩德培再次面临选择。北京大学等多所高校向他抛来了“橄榄枝”。最终，他接受了刘道玉的邀请，担负起重建武汉大学法律系的重任。果然，在韩德培的号召下，多年流失或埋没在各地各界的法学人才，如姚梅镇、马克昌、张泉林、何华辉等纷纷主动来函应聘。其中，不少是武汉大学法律系早年毕业的校友，他们不约而同地发出一个声音:“重铸昔日的辉煌!”

　　认为自己只是一名法学教师

　　1979年，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韩德培敏锐地意识到，国际法将在中国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在重建法律系的同时，他于1980年组建了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这是中国高校建立的第一个国际法研究所。

　　20世纪80年代，在没有多少人知道“环境法”的背景下，韩德培于1981年推动武汉大学与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合作组建了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这个环境法研究所不仅在中国是首个，在亚洲也是第一个。同时，身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法学学科评议组成员的韩德培奔走呼号，得到教育部的批准，令环境法在我国法学教育体系中成为一门独立学科。

　　除了独到的学术眼光，韩德培的宽广胸怀也令后辈佩服不已。中国政法大学校长黄进回忆说:“对于后辈，先生不仅大力培养提携，更重要的是让他们担当重任，让他们站在更高的平台上。而对于荣誉，先生总是唯恐避让不及。这是后辈难以超越的地方。”在黄进看来，韩德培宽广的胸怀为当时乃至现今有些浮躁的法学界带来了一阵清风，“他一生最推崇的就是奥本海、庞德和狄骥这样的法学大师，他生前的心愿就是有朝一日他的学生或学生的学生中会有这样的大师”。

　　2009年5月12日，韩德培在医院的病床上最后一次清晰地说话。他问了他人生中最后的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他的几位博士生的论文准备得怎么样了，第二个问题是博士招生面试准备得怎么样了。“既然招他们为学生，就要对他们负责。”韩德培对身边的陪护人员说。按计划，在这五位博士生论文答辩的日子，韩德培将亲自参加。但这一天，学生们等来的却是先生辞世的噩耗。

　　这个曾经的私塾少年，最终成为中国法学界的镇山石。但他却认为自己只是一名法学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