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理论渊源和早期经验结果

　　资源的稀缺性决定了经济学研究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资源配置，如何利用有限的资源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是国内外经济学者所共同关注的课题。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往来愈加频繁，资本在国际市场上的融通加快了这一进程，经济增长成为经济研究的持久主题。在解释“穷国为什么穷?富国为什么富?”这一问题时，经济学家们达成共识，认为正是国内企业生产率的差异造成了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而生产率的差异则源于技术创新和生产要素票赋的多寡。

　　自Solow在19:17年提出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概念，TFP就成了技术水平的代名词，国内外众多研究人员开始将TFP作为衡量技术进步的标准，用来解释一个经济体是否高效运转，以及如何提高生产效率的途径。随后，Syrquin(1986)推广了Solow的核算框架，将TFP的增长分解为行业自身TFP的增长和要素在行业间的配置效应。 Syrquin的研究发现，如果固定各行业的TFP水平，只要改善要素在各个行业之间的配置，也能极大地改进整个经济体的生产率状况。因此，对资源配置问题进行研究是探寻经济发展动力的必然要求。

　　二、资源错配的概念及其对TFP的影响的研究综述

　　如果资源可以充分自由流动，实现帕累托最优，那么就是“有效配置”，而“错配" ( Misallocation)则是偏离了这种理想状态。对“Misallocation”一词，国内有部分学者如杨振、陈甫军(2013)和聂辉华(2011)将其译为“误置”，本文遵循袁志刚和解栋栋(2011),陈永伟和胡伟民(2011)、史晋川(2012)等人文献的译法，将其译为“错配”。不健全的市场化机制加剧了要素配置的扭曲程度，资源错配成为制约企业生产效率提高的重要因素。

　　从技术角度来看，“错配”可以分为两种。陈永伟(2013)做了比较准确的界定:内涵型错配和外延型错配。内涵型错配是指依据经济学基本原理，假定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上所有企业的生产技术水平是凸的，那么最优配置应该是生产要素在每一家企业的边际产出相等，不然就存在矫正“错配”、提高产出的空间。外延型错配则是指在一个经济体内所有企业的生产要素边际产出均相等的条件下，仍能够通过要素重新配置带来产量提升的情况。目前，关于资源错配的研究集中在“内涵型错配”。

　　针对资源错配是否显著影响TFP仍存在一些争议。涂正革、肖耿对1995-2002年中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的生产率变化进行了动态分解，发现企业投入要素的配置效率对TFP增长几乎没有贡献。曾先峰、李国平(2011)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认为1985年来中国工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依赖于行业自身TFP的提高，资源再配置效应非常低。但是，更多的实证分析结果支持纠正错配能有效提高企业TFP的论断;改革开放三十年间，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对我国TFP的提高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易纲等，2003)。内彬(2002)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框架下，对四川省农业TFP进行实证分析后肯定了资本要素的合理配置对TFP增长的正向效应。Hsieh和Klenow(2009)对1998-2005年中国的资源配置效率进行测算后发现，如果按照等边际收益对中国的劳动和资本进行再配置，中国的TFP可以提升25%-40%。陈永伟、胡伟民(2011)的实证分析结果也表明，要素价格扭曲导致的行业之间资源错配，使得制造业的实际产出降低了15%-20% 。

　　目前中国企业间的资源错配情况依旧比较严重，如果实现资源由低效率企业向高效率企业转移，那么我国的产出和TFP将获得很大跃升。资错配问题的重要性可见一斑，我们必须予以重视，补充和完善相关研究，从资源配置的视角分析如何提高企业的效率，发现经济增长的动力。

　　三、资源错配和效率损失的测算方法

　　要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必须明确资源错配导致效率损失的作用机制，以及资源错配究竟造成了多大程度上的效率损失，进而分析在哪些层面上可以实现重新的优化配置。只有对这些问题有了全面的了解，在现实操作中，才可能制定出有针对性的政策。目前，测度资源错配和效率损失的方法主要有以下三种:

　　1.简单比例法

　　在理论上，假定完全竞争市场，如果资源能够自由流动，那么市场上所有企业的生产率都应该相等因为资源会自发地由低生产率企业向高生产率企业流动。部分文献据此采用企业间的生产率离散度来刻画资源错配的程度，常用指标是90/10分位企业的TFP之比，TFP在企业之间的差异愈大，资源错配的程度愈严重。

　　聂辉华、贾瑞雪(2011)选取1999-2007年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数据，分年度计算了90%分位企业的TFP与10%分位企业的TFP之比。他们发现从1999年到2007年，90/10的比值从2.1一直下降到1.55;同时，TFP均值逐年增加。这表明尽管中国制造业存在严重的资源错配，但这一状况在逐步改善，部分得益于中国的市场化体制改革，使得资源配置趋于优化。孙浦阳等(2013)则在1998-2007年中国制造业企业75/25分位数差的基础上对生产率离散程度进行了回归分析，得出降低行业生产率离散度即改善资源错配能提升行业平均生产率水平的结论。

　　用生产率离散程度来衡量资源错配程度的优点是步骤简单，方便测算，但仅仅依赖TFP比值则不够全面，忽略了其他因素的作用结果，有可能受到内生性与选择性偏差问题的干扰。

　　2.变量替代法

　　Hsieh和Klenow (2009)开启了从资源配置角度分析企业TFP及经济增长的先河，构建垄断竞争模型，从由资本、劳动和TFP构成的生产函数中演化出TFPQ和TFPR两个变量，用TFPR(全要素生产率价值)的方差来衡量跨企业的资源配置扭曲程度，论证在行业内部企业之间的TFPR差异越大，行业的总TFP越小。而龚关、胡关亮(2013)则放宽了上述测算方法关于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采用Levinsohn-Yetrin半参数估计法估计出中国制造业跨行业的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有效解决了OLS估计的内生性问题。此外，他们将生产要素的边际产品收益作为衡量资源配置扭曲的工具，可以分别计算单一要素配置帕累托改进后的制造业TFP潜在增长。

　　从理论上讲，企业要素投入的原则是要素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而现实市场的不完全竞争性使得二者出现分离。Hsieh和Klenow等人使用要素的边际产出来测度错配程度，没有考虑企业决策的另一重要变量:要素的使用成本。因此，杨振、陈甫军(2013)认为应将要素的使用成本纳入分析框架，

　　3.增长率分解法

　　目前国内外测算资源错配导致效率损失的主流方法是从分解TFP增长率开始，Olley和Pakes(1996)提出将TFP分解为技术效率、资源配置效率和规模经济，而资源配置效率部分就是我们关注的重点。Nordhaus(2002)从TFP的基本概念出发，将TFP增长率分解成行业内部生产率增长效应、产出份额对生产率增长的正向效应、资源再配置效应三部分，为分解TFP增长率方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Nordhaus模型测算重新配置包括中间投入在内的各种要素对TFP增长带来的影响程度，以往文献构建生产函数时往往忽略掉中间投入要素，可能造成生产函数的有偏估计。杨振、陈甫军(2012)发现制造业企业购买的中间服务也是投入要素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制造业对中间产品有很强的依赖性，在研究制造部门TFP及增长状况时，引入中间投入要素显得更加不可或缺。

　　随着数据获得方法的改进微观数据可得性加强资源错配研究逐渐从宏微观结合深入到了微观层面,Syrquin(1986)的要素配置效应模型具有代表性。Syrquin推广了Solow的增长核算框架，将TFP的增长分解为行业自身TFP的增长和要素在行业间的配置效应，分析各国结构变化对生产效率的影响。但他未能解释行业之间要素配置扭曲的原因，也没能提出怎样优化资源的配置。近年有关资源错配和效率损失的文献弥补了上述缺陷，如Dollar和Wei( 2007 )对中国企业的研究发现，中国存在系统性的资本配置扭曲，制度性障碍和要素价格的扭曲的存在使得资源配置无法实现最优，在不增加投入的前提下，单单消除资本扭曲，能使中国的GDY上涨500陈永伟(2013)在传统的Syrquin框架下，把资源在行业间的再配置效应分解为单纯增加行业份额投入的效应和要素价格扭曲的影响，定量讨论具体行业、具体要素的错配状况变化对生产效率变动的影响。

　　四、现有研究的局限

　　目前关于资源错配的研究只是对经济学最核心理论的一次回归，从分析框架到作用机制，现有的研究仍有很多局限和不足。首先，不少学者发现除资本、劳动等基本要素外，中间产品也是极为重要的要素投入，但受到数据可获性的制约，企业的中间投入品及购买的中间服务数据获得困难，这给相关研究工作增添了难度;其次，在研究错配的过程中，对某些变量可能存在严重的测量误差，以及企业生产过程中“外部性”的存在，可能影响到对效率损失的估算;最后，现有文献中对解决资源错配问题的对策探讨是极为欠缺的，通过相关的方案措施来纠正错配的作用路径并没有得到细化研究。以上这些方面都是在今后的研究中需要解决的问题。